【新唐人2016年02月26日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旅游景点，不过一台针孔摄像机却忠实的记录下了天安门广场的另一面，引发国际关注。今天我们带您来了解针孔摄像机拍下的事实，和拍摄这些画面的人们。
原北京法轮功学员田秀露：“当踏上广场的时候，望着那种灰暗的天空，四面刮来的冷风，穿梭在密密麻麻的便衣警察中间，我会觉得自己确实是上了一个战场一样。”
2000年的冬天，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硝烟，但在田秀露眼里却如同战场。中共当局刚在一年多以前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发现他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机会——正常的上访渠道都被堵死，全国媒体都重复着官方污蔑式的报导。于是很多人选择走向了天安门，表达他们简单的诉求。
“法轮大法好！”“大法好！”“还师父清白！”
田秀露：“突然一声‘法轮大法好’一下子划破天空，那这帮警察就像饿狼一样，从四面八方扑过去，把这个学员马上摁倒，如果学员不服从，那他们就会拳打脚踢。”
拍摄下这些镜头的田秀露，当时才20多岁，在北京有着一份高薪的翻译工作。她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中身心受益。田秀露自己两次被抓，又亲眼目睹许多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遭到灭绝式的迫害，她意识到应该用镜头记录下天安门发生的真实情况，让外界知道。
田秀露：“当时采用了针孔录像的这种方式，买了针孔摄像头，准备了一个包包。把那包包上用火柴头烫了一个小洞洞。把镜头装上去，这样连上摄像机。进行针孔的秘密拍摄。”
在当时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拍摄视频的压力，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形容。原长春法轮功学员常世革回忆，她只抓拍到一张法轮功学员打横幅的照片。
原长春法轮功学员常世革：“就在金水桥那边，因为我事先知道她俩（法轮功学员）的位置，我事先就把相机举起来了，那张照片照的非常好非常正。后来她俩打完横幅，她姐从我的右手边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她就被警察把头按在地下了。那时候我还是可以照，但是我不敢照了，因为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可能我这个相机就废了，我就为了保住那张，我都不敢再照第二张。”
但田秀露不止拍摄了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在那段时间，她经常去天安门。她调试好机器，在进入天安门广场前开机，一边要小心避开警察便衣的注视，一边却要随时冲到人群最前列，去抓拍突发的请愿。她说自己能记录下的只是冰山一角。
田秀露：“实际上当时，在广场上那个场面是非常壮烈的。有的时候，这边学员喊出法轮大法好，整个警察就像疯了一样扑向这个学员，紧接着那边又抻出横幅来，一群警察就又扑向那边的学员。”
田秀露也从一个人拍摄，到教会了更多人一起记录历史。
原北京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她当时就跟我讲过这事要怎么做，比如说针孔摄像机要放在女士的坤包里边，通过坤包的洞来拍摄。还讲过扮成游客的样子，或者说和别人一块搭档。实际上她自己也去这么做过。”
常世革：“有几个机器，（田秀露）她会按照（天安门广场）不同的部位，放上不同机器，让不同的法轮功学员负责。有的人可能啥也录不到，有人就能录到。”
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视频，在更多人的帮助下，被安全送出大陆。
原广州法轮功学员焦健：“我那时候开始是在广州，（田秀露）她那时候就有带子让我传出去。我就是从北京找了朋友，坐飞机带过来，我再去接机，把他送到深圳，完了深圳有人送到香港，香港好像再传到美国来。”
由于天安门前的录像不断在国际曝光，公安部开始秘密侦查。2001年4月，田秀露被捕，之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里，她没有了针孔摄像机，但用身心记录下了迫害。这些都被她写在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中，去年7月17号，她将诉讼文件寄到了大陆最高检察院。
而当年她用“针孔”记录下的天安门前发生的故事，至今仍作为稀少的第一手资料，被引用在多部讲述现代中国，分析中共的影视作品中。
采访/张天宇 夏妍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