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23日讯】【中国禁闻】2月22日完整版
提要
党媒认了：两个舆论场将动摇党本
领导人退位后 中美待遇大不同
无罪判决率接近零 谁是受害者？
任志强驳媒体姓党 遭官媒攻击
任志强驳媒体姓党 遭官媒攻击
被外界称为任大炮的大陆知名地产商任志强，最近再次成为大陆舆论聚焦的人物。2月19号，他在网路上发表驳斥“媒体姓党”的言论，引起网友共鸣，也遭到中共官媒的攻击。
2月19号上午，习近平视察中共三大官媒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央视，其中央视在习近平考察时，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电子屏幕。随后，中共的所有喉舌都报导说，中国的媒体要姓党。
任志强当晚在微博上发帖质问说，“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他还说：“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任志强的这些话，在网络上掀起波澜，同时也招来了中共官媒的攻击，22号，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千龙网”，发表题为《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的文章，批评任志强身为党员“党性沦丧”。文章措辞尖厉，被大陆民间舆论认为，有大字报的遗风，似文革重来。
疑封杀《十年》 中共禁播金像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4月3号将举行颁奖典礼，日前有媒体报导说，原定直播颁奖典礼的大陆腾讯网和央视，都收到北京官方禁令，将取消播出。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金像奖协会主席尔冬陞已经确认有关消息。据称停播原因可能与被誉为2015年香港最重要电影的《十年》入围有关。这部片子由五段独立短片组成，内容为对十年后香港前景的想像，其中涉及北京视为敏感的政治谋杀、消灭粤语和香港地位等议题。
韩媒：中国商业银行冻结朝鲜账户
韩国《东亚日报》日前报导说，中国多家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冻结中朝边境地区分行的朝鲜人账户。
报导援引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的话说，从去年12月开始，该行已冻结了所有以朝鲜人姓名开户的银行账号，同时停止了所有相关的储蓄及外汇流通业务。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银行没有告知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但这好像和中朝关系陷入紧张有关。
编辑/周玉林
党媒认了：两个舆论场将动摇党本
最近，围绕新闻舆论这一话题，出现了不少讨论。习近平19号刚高调巡视三大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账号“侠客岛”随后就紧跟发文，说当前大陆有“两个舆论场”，两者产生对立，可能动摇统治基础。
“侠客岛”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如今的新闻报导形势，是信息多元化，传播碎片化，传统媒体机构反倒干不过自媒体。
文章还表示，现在大陆存在“两个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甚至一度异常分裂，原因在于传播机构的话语世界与老百姓的个体经验世界产生了偏差，甚至非常严重的对立。并说长此下去，消解的是执政合法性，而且将动摇“党本”等。
旅美互联网人士、新媒体人北风表示，“两个舆论场”的分裂，最近几年已非常鲜明。尤其是今年的央视春晚，官民评价更是呈现两极。
旅美互联网人士、新媒体人北风：“它会带来官方很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首先官方说的话只局限于官方的舆论场，越来越没有人相信。而民间自己的舆论场又会传播民间自己看到的或者想说的一些话，反过来对官方舆论场传播的东西又是一种否定或者解构，我想官方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间的话语已经从官方话语中独立出来，我们不跟你玩，民间自己进行交流，这样就形成一个分离。”
事实上，“两个舆论场”一词并非新提法。
2012年5月，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张研农在公开讲演中，提到了“两个舆论场”。他还引用了一句网上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种黑色幽默也显示了民间舆论对官媒公信力的强烈冲击。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撰文，认为两个舆论场的隔阂，首先警示社会管理体制的僵滞，特别是文宣制度的颟顸和孱弱。
北风：“最根本性的原因，还是官方本身失去了话语权的权威和普通民众的信任。也就是说如果说了太多的谎言，民间对它失去了信任，自然就会分裂成两个舆论场。”
祝华新还曾做过比较：80年代的热点事件中，官媒掌握了80%的话语权。到了2010年，官媒只占据25%的话语权。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发表一组5篇的评论，提出要“善待网民和网路舆论”、“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口号。
北风：“官方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出现，官方能做的事情，它试图想两个统合舆论场，它原来也试图收买一些相对比较温和的大V，他们试图把官方的话语或者在议题设置上导向民间的话语。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导入并不成功，两个舆论场呈现不断分化的状况。”
祝华新还曾认为，网路舆论能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朱欣欣：“老百姓通过民间舆论场的交流，民智提高，思想在进步，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真正推动（当局）他们改革的肯定是现实的压力，经济的危机、社会的危机，会促进他们不得不有所妥协。”
“侠客岛”的文章，显示出官方对舆论场分化，将严重冲击中共统治的担忧。
而北风认为，在官方大力审查和控制下，民间舆论场产生的力量微弱，还不足以转变成实际抗争性的社会运动。
北风：“我不认为民间舆论场的存在会对官方的政权产生颠覆性作用。但这种对立还是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北风说，对于政权来讲，解体的恐惧都是自我验证的。越担心政权有问题，越加强控制，最后导致危机爆发。这跟民间舆论场没有关系，而是政权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采访/易如 编辑/王子琦
推倒小区围墙 中共强拆新手法
中共当局最近公布一份意见，其中提到“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区”，引起外界关注。网友质疑，从此我家大门打开了，那道路与绿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补偿，政府又要如何分配？
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2月21号的报导，当局公布一份文件，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近8000字篇幅详细绘就了中国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发展路线图”。
《意见》第十六条中指出，要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其中提到了，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辽宁民众胡先生：“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太合理，因为公共区域包括物业费，包括我们买房公摊的钱，都是收了的，那一打开的话，就不是专门的业者服务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
住在辽宁的胡先生认为，当初买房选择小区就是为了安全，现在不该由他们业主来承担这个风险。
辽宁民众胡先生：“特别是一楼的那些业主的话，安全肯定会受到影响，你想高档小区肯定还有一些花园啊，阳台之类的，都是落地窗的，那这样的话，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会不会安全受到威胁，财产会不会被盗？”
上海市民汪建华：“关键是治安情况不好，并不是这个打开不打开的问题，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有些人饭也吃不饱，就是为了面包，小偷很多。都是偷啊、抢啊，都有。因为它封闭小区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贫富差距太大，所以它封闭，如果打开来不封闭小区，那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没得保证了。”
网路也讨论得沸沸扬扬，网友质疑，小区公共土地所有权归小区全体业主，开放后大家都可以用，然后业主又要掏钱出来维修道路，共匪算盘打的响。也有网友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这类私人小区都很多的。无缘无故强制开发，不是在强制没收财产吗？
前宁波工程学院教授张新宇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太过于杂乱，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违法现象也多。
前宁波工程学院教授张新宇：“你这个地方想盖什么，它周围的几个单位也不管，设计也不管，所以这样一来违法太多。反正这个城市一开始就是没有制度的城市，现在开始有点向国外学习的概念。”
但大陆的维权律师唐吉田认为，要想学习外国，那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居者有其屋”的制度，让人民对房屋有真正的所有权和发言权，而不是现在只买70年的土地使用权。
维权律师唐吉田：“在中国，政府机关才是最应该开放的，取消围墙，让公民更自由的出入，更方便办事，而居民小区是封闭还是开放，这应该是和小区有利益关系的民间人士，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或者是自治的方式，自主决定并且到政府那里备案就可以了，政府没有必要每个细节都要管。”
唐吉田表示，中国如果不实行“居者有其屋”，也不实行社区自治，什么都是政府包办一切，垄断一切，那么尽管这份文件说是为了要节约土地，为了城市规划，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权力，说白了，就是变相的维稳。
采访/陈汉 编辑/黄亿美 后制/舒灿
领导人退位后 中美待遇大不同
很多中国民众，对于中共领导人在新年期间例行探望退休高官，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在美国等民主国家这是难以想像的。那么，退位的领导人在中美两国有着怎样的不同待遇？
“如果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圣诞节前夕，美国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欧巴马等民主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布希、克林顿、老布希⋯⋯’，一定会哑然失笑。可是这样的新闻，每年都会在中国出现至少一次，而且有一套固定的看望名单、表态模式。”
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乔木，15号发表的文章。
文章说，看望退休高官，照例要送钱送物，估计还不能太少。当然这点钱物，比起退休高官们日常享受的各种待遇，也不算什么。这些人虽不在位，但影响犹在，关系庞杂，耳目众多。反观民主政体，民选的现任领导为了显示有主见和决断，要和退休高官保持距离。
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官员在中国就属于干部，但是在美国没这个概念，老百姓选了你，你就在这个位置上做工作，是一个工作，老百姓不选了你，你就干自己的事。”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在许多重要场合，现任美国领导人为了显示全国团结，尤其是超党派的合作，也会邀请前任参加，但并不会受前任掣肘。 这和中共“世袭”的选拔体制不同。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一个最根本的区别，美国领导人他权力授权过程，不是他前任给的，是人民通过选举直接授权给新任领导人的，甚至新任领导人会是前任领导人的政治对手，把前任领导人赶下台，自己能够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政治竞争者。所以美国的任何在任领导人对前任都不形成政治上的依附关系，他对前任领导人也就没有必要所谓去安抚他们，或者什么慰问他们。”
夏明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最高元首是尊重有加的，并制度性的保存他们的政治遗产。这也和中共不同。
夏明：“美国国会在罗斯福总统以后专门建立一个制度，所有的总统退休以后都要给他们一笔钱，由国会拨款，他们可以建立总统图书馆。这样给他们树立一个个人的丰碑。把他们的重要文献、业绩、图片等等陈列起来，作为保存他们遗产的机构。但是像中国没有给领导人建立永久历史丰碑的做法。中共领导人的话往往他的档案也不敢公布，很多领导人的文献也不敢公开。”
乔木说，民选的高官一旦卸任，不管年龄大小，待遇都走社保或按明规则办。有些颐养天年，销声匿迹。有些再次创业，著书演讲，都要靠付出获得回报。
但中共领导人退位后，还享有极为优厚的终身待遇，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夏明：“中共对高官，基本他们这些最高领导人，每个领导人每年的开支都是上千万、甚至近亿的。因为很多都是要渡假、他们的保安、他们的秘书班子，完全是原来的待遇。中共已经几朝元老都积存下来了，都要进行养老，而且是非常高昂国库的代价来养老。而美国总统以下的人，像内阁的成员，他们基本上没有这种待遇了，他们变成了普通的公民，有什么工作他继续做他的工作，有的就可以回去做教授。”
夏明说，美国领导人退位以后，都有办法养活自己，但中共领导人退位后，几乎没有一个可以靠正当职业养活自己的。而且中共的权力传承，往往会产生政治斗争，甚至是清洗前朝领导人。因此，夏明认为，中共的体制，不仅糟蹋人民，也糟蹋它自己的领导人。
采访/朱智善 编辑/王子琦 后制/钟元
2月22日维权动态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1. 广西村民抗议学校拆迁百警镇压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城镇的200村民，2月19号开始连续几天到镇上的登龙桥小学集会，抗议政府强拆小学。当局出动上百警察前往封锁道路，殴打村民，多名村民被打伤入院，数十人被抓捕。
2. 广东10名警察撬门抓走访民
2月21号，广东韶关市西联派出所派出所袁副所长带着10名警察，强行撬门，未出示证件就带走了当地访民何韶炎，罪名是“聚众上访”。
3. 上海访民致信国务院信访办遭拘留
2月22号，上海访民丁德元被当地警方抓捕，送入拘留所拘留，原因是他19号在大陆“维权网”上公开发表了一封致中共国务院信访办的问责信，责问他们“有没有将地方政府管好的能力”。
4. 陕西村民省府请愿要求归还土地
据大陆“维权网”2月22号报导，陕西扶风县董家村的42名村民，18号开始突破镇政府人员的阻拦，前往省城西安上访，要求政府归还占用多年的土地，连续几天，他们在省政府门前静坐请愿，但没有结果。
无罪判决率接近零 谁是受害者？
过去十多年来，大陆刑事案件的无罪判决率急剧下降，目前已经趋近于零。也就是说，只要被公安机关逮捕，再被检察院提起诉讼的被告人，基本都会被法院宣告有罪。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极其违背司法规律的现象，也是造成大陆冤假错案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中共最高法院历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大陆法院的无罪判决人数和无罪判决率，出现了急速下跌。2000年，各级法院无罪判决人数曾达到6617人，到了2014年级降到了778人，无罪率约为0.06%，这意味着每1万名被告人中，仅有6人被法院宣告无罪。被告人被判有罪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么，中国如此低的无罪判决率是否正常呢？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原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赵远明：“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冤假错案太多了，可能它是维持一种判决率要高，案件驳回率要少，这样证明司法机关工作质量高，实际上这里，我觉得就是一种司法腐败，用人命关天的事情换取它的司法表面看案件合法率高，实际上是假的。”
据有关数据显示，相比于中国无罪判决率接近于零的趋势，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无罪判决率，一般在25%左右，香港裁判法院无罪率高达45%，大陆法系国家的无罪判决率大约在5%左右。
赵远明：“这个一般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的率，也就是说不可能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做的特别的好。如果说从法院这反映出来没有什么无罪释放的，从侧面证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子基本都‘正确’，或者说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案子基本也都是正确，我觉得在中国现实社会中，这个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是不可能的。”
法律界人士指出，中国无罪判决率持续走低的背后，是大量冤假错案的被掩盖。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据我所知，就是明知是无罪的人，他们（法院）为了避免国家赔偿，它都会给他判一个‘实报实销’罪，就是他（判刑前）关了多久就判多久。如果判‘实报实销’罪的，一般都是应该判无罪的而判了刑。”
对此评论指出，最高法、最高检将无罪率纳入业绩考核指标，是造成中国无罪率低的主要原因。据报导，2005年，高检院对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绩效考核指标作了具体规定，要求无罪判决率不超过0.2%。而在最高法院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中，也将无罪率纳入。各地上行下效，纷纷出奇招追求“无罪率为零”，甚至规定“出现无罪判决将追责”。
张赞宁：“据我所知，在周永康掌控政法委时期，他们内部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零无罪’，就是判无罪的，必须是零。不管他有理没有理，有证据没有证据。”
此外，多名法学专家指出，无罪判决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原本应该判决无罪的案件被“悄悄处理”了。例如检察机关以“撤回公诉”的方式，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侦查等，但这种做法被认为既欠缺合法性，又有损于追诉人权益。
据了解，自1999年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以来，大量根本没有罪错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其中一些人在被非法抓捕并被非法提起公诉后，都曾因“证据不足”被法院将案件退回检察院，或由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却往往以所谓的“补充证据”为由搁置不理，法轮功学员也因此被无限期羁押。
对此，中国资深法学专家、原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赵远明指出，像上述情况，法院完全可以判处被告无罪释放，却为了所谓的零无罪率，而置法律于不顾。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周天
2月22日退党精选
曾经相信中共宣传的大陆民众，逐渐看清中国不是中共，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
福建的福发说：
我以为入过党团队是中国人的标志，听完真相后才知道这是误解，这是深受中共宣传的毒害，所以我郑重声明退出过去被欺骗入过的少先队。
张新领等9人声明：
我们被共产党洗脑这么多年，也被它欺骗了这么多年，有好多事以为共产党说是真的了，现在听明了真相，原来共产党给我们灌输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它说的和做的都不一样，它骂别人的，都是共产党自己先做过坏事，它才是那样的人，因此，我们决定，退出共产党的所有一切邪恶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