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12日讯】一年一度的新年返乡潮又开始了，周围的很多农民工朋友踏上了返乡的旅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群迁徙活动，每年新年返乡潮都会带来无数话题。虽然在新闻报道中新年返乡潮洪流里的人们总是表现的兴高采烈，但对为车票、假期、工钱纠结的农民工而言，新年返乡潮是痛苦的告一段落，还是痛苦的组成部分？还真不好说，何况还有大量想走却走不成的人坐困愁城。
深圳经历了霸王寒流后，天空突然变得清澈了，白天的蓝天白云、夜晚的月亮星星都像是刚洗过澡的样子，那么明媚妖娆地出现在头顶上，真如久违的童年伙伴再度意外地相逢。常见的轻度雾霾是被冷风吹走了？还是受不住寒冷自己了断了？
我知道一个极可能的原因，就是不少工厂这些日子停工了，污染的排放自然锐减。因为工人普遍要回家过年，而且生产任务也不是那么充裕，许多工厂索性早早就放假了。想想北京当年惊世骇俗的艾派克蓝，正是强行让大量周边工厂停工减排的结果，效果的确杠杠的。
从全国来看，北京毕竟是帝王之都，没有可比性，一个全国政治中心的标签，足够吸附大量的权力资源，连雾霾都是全国最正宗的。上海一直是经济中心，如今确保了金融中心的地位，优势还将继续。
深圳的名片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科技、创新、活力，这也是深圳未来的基石。虽然部市协议给了深圳能为天下先的试错权，但官员们越来越谨小慎微，宁愿混着也不愿冒头，倒是民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始终存在，无他，深圳是年轻人的城市。
早年的深圳，一到过年，便成为空城，那时大家只把深圳当做挣钱的舞台，亲情友情都留在内地。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愿意在深圳过年的越来越多了。当深二代都已长大成人，深圳人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自然变强烈了，而且深圳冬天的气候还真是舒服。深圳发展的总的势头应该是不错的，尽管民生方面仍然问题多多，但经济总量据说已经超过台湾，并且和香港在伯仲之间了。
如今深圳的主城四区难以再现过去“一到过年便空城”的景象，但原属关外的一些区域，每逢春节，人还是呼啦啦地往内地涌去，返乡比例之高也是很惊人的。我原来在龙华的大浪工作，那里的五十万人口中，本地人口不到一万，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远没有真正在这座城市立足，到了春节自然愿意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保守估算，踏上回乡路途的会超过一半人口。
深圳人口接近两千万，户籍人口不到四百万，很多在深圳工作或生活的人是漂浮在这座城市里的，他们享受不到政府推出的各种只针对户籍人口的社会福利，他们中多数人的身份正是农民工。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常常以深圳奇迹作为注脚，而这奇迹背后，那些面目模糊的来来去去的农民工，无疑劳苦功高，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他们得到的回报合不合理？他们具体的痛苦又有哪些？
这些被这座城市常常忽略的问题，答案也总是语焉不详。2008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意味深长的将深圳几位农民工的形象作为封面人物，并称赞他们拯救了世界经济。这部分道明了真相。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全面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庞大的主体人群。他们的总人数大约有两亿，他们从乡村走向城镇，几乎承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历程中的所有矛盾与苦难。中国未来要面对的城市发展、经济转型、城乡关系、农村问题、改革路径，都和这个群体息息相关，无论如何这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忽略的群体。
每一个辉煌成就的背后都是一连串的剥夺。
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奇迹主要靠的是三驾马车和两个法宝，即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两个法宝。廉价的土地供应保障了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出口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因为土地国有的特殊国情，地方政府可以用极低价格征收土地，转而招商引资，而失地农民除了进城打工，实在也找不出更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中国演变为世界工厂并没有特殊性，所谓世界工厂其实是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一种潜藏物、一种结果，是对中国长期经济停滞的一种补偿效应，由前述的特殊国情加以催化而形成。但候鸟一样来去的广大农民工由于身份转换环节的缺失，他们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阶层，缺少一个庞大群体应有的势能。
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农民工，最简单的理由当然是要增加收入。这说明，农民原来所依附的土地不足以提供生活所需要的产出。或者，权属于国家的土地被国家拿走了。我自己作为外商代表参与过土地征收，那个价格是农民不愿意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当花掉了本来不多的土地补偿款后，他们成为赤贫的一群人，什么指望也没有，于是进城打工，用仅剩的身体作为原始本钱，与强大的城市资本寻找结合点，这种结合往往是不等价的。
缺乏学习和技能的打工者，选择有限，往往成为流水线工作的一个环节，收入菲薄。类似这样普通的打工者有一个收入曲线，它的峰值是在三十五岁前后，然后随着家庭负担增加、身体能力下降，收入也相应减少了。而精力和经验最好的三十五岁前后，我所在的深圳某区的平均数值大约是四千五百元。
看看深圳的房价就知道了，即使这样的收入也完全无法在城市立足。怎么办呢？回去吗？乡村已经衰败，很多地方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农村经济必要的活力和人际链条如果断裂，回到农村也很难找到出路。不管农民工如何认为自己和农村有强烈的关联，但回到农村能有的选项总是相当之少。
农村已经被掏空了，金融体系和市场空间的制约是决定性的，当大家一致远离之时，重建乡村多半是纸上谈兵，“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成为每个农民工心底最深的无奈。
我和几位有志于乡村建设的学者聊起现在的农村，“凋敝”、“败落”，都是出现率很高的词。传统乡村结构早已经失去了内在的坚韧和稳固，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村的衰败，一场小小的变故便足以摧毁一个看上去本来还行的家庭。
朋友提供的众多报告中，刘燕舞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最是不忍卒读。农村老人的一生，就是在使劲消耗自己去完成对家庭的义务。悲哀在于，半生的劳作，也仅仅能维持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当成为风中之烛，病痛、贫困和寂寞就是三个催命的小鬼。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是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一般水平。
残酷的现象如此普遍，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自杀老人面临生命终点的坦然和平静。连乡村医生对生病而自杀的老人都漠然到不觉得算是自杀。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七天假，看望病危的父亲，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七天假，是把办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父亲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农民工其实是个很奇怪的词，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呢？答案是，既是农民，也是工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很多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困境时，会一气之下卷铺盖走人，田园将芜，不如归去，看上去还有点豪迈。
但是回去没多久，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早已不是农民，他们的青春献给了城市，所学到的技能只能适用于城市的工厂。可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十分有限，于是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呈现出的是一种矛盾交叉的模糊状态。
工厂对工人的利用有很强的时间性和阶段性，有的工厂常年招收工人，一茬茬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入工厂。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懂技术，因此流水线作业的工厂最适合这类人群，工厂无需为工人做过多的职业技术培训，你只要能长时间不断重复一个固定动作即可。
于是，当你成为工厂最好用的员工的时候，当你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可以要求涨薪或胜任更重要的岗位时，你要知道，你在这家工厂的好日子可能就到头了，因为你的工资已经上升到了工厂所能承受的人力成本的临界点，接下来，作为企业主很可能宁愿招聘新人取代你，以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也不愿看到一个“心生杂念”的你继续出现在生产线上。
在这种职业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产业工人对未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如果不幸失业，而且自己年龄又偏大，你再去其他工厂求职，很多工厂也不会欢迎你了。
我的一位广西籍年轻朋友，曾经因为下雨天冒险救人受到很多表彰，成为了著名的青年榜样。他在深圳打工十余年，始终拿着很低的工资，去年十月份准备回家开车或搞汽修店，但十二月份我就又见到了他，还是找了一家工厂打工，还是拿着不多的工资。
我没问原因，因为我对这类现象也习以为常了。他的已经年迈的父亲，在一个城中村做环卫工作，老人太老实，曾经因为包工头乱扣工资，我去帮他主持过公道。近闻他父亲染病，我能想像到他面临的压力。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有怎样的转机，但目前的现状真不乐观。我每次和他谈起这些，他的态度都很淡然，他对未来没有太多幻想或是欲望，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总能习惯性地承受。他总是歪着嘴角略带羞涩地微笑，我却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多么残酷！
这几年发生在贵州毕节等地留守儿童身上的惨剧，接二连三地折磨着我们的神经。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代价之一。我去年十二月曾去毕节走访了解相关问题。当地的陪同官员告诉我一个事实，现在的留守儿童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原本也是留守儿童。这正是一系列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所得到的人生经验就是：进城打工，往家里寄钱，养活孩子。
他们在小时候因为父母进城打工，自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关爱和教导，难以获得爱的能力，这种爱的能力并不会随着自己为人父母而自然而然地产生，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关爱、教育自己的孩子。亲情上的缺失是无论多少外部力量都难以补救的。
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是留守儿童悲剧故事的始作俑者。对比城市家庭的孩子，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贫穷也在一代代传递中固化，长大成人的农村孩子，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走向陌生城市，重复父辈的打工生涯，结婚、生子、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
三十年经济发展，中间填充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和土地还有连接，第二代则可能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长大，虽然学历普遍要高一点，但是和农村的关系已经疏离了。农村和城市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分割，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割裂。
第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目的是明确的，不是来生活，只是来挣钱的。挣到钱才能在老家盖房子，改善家人和保障自己将来在农村的生活。所以别说什么劳动法，如果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能增加一些工资收入，多数农民工都会乐意。但有一个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是，在城市长期打工生存，城市生活对农民工思想的冲击和行为习惯的影响都是十分强烈的，原本的目标会发生游离和改变，再回到农村，也不会像当初所计划的那么自如了。
所以到了第三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他们的想法已经和第一代和第二代大为不同，他们的终极目标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融入城市、留在城市，实现自己身份的彻底转变。再度回到乡村，要么是放假探亲，要么是在城市里真的走投无路。然而大多数情况是，要实现个人身份的转变，往往困难重重，于是压抑和愤怒相伴而生。
这很难说是进步还是异化。每一个走向城市的农村青年，我相信是带着很多青春梦想的，是以期待的心情进入城市的。即使被挤压后的微薄收入可能比在农村时已经好上了很多。他们的自由是主动放弃的，当用身体的自由换来收入时，或许还会自豪。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另外一种情况也大量存在。
我接触过不少看上去还很稚嫩的女工，他们都已经早早结婚有了孩子，而抚养孩子是她们应付不来的事情，外出打工是他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作为大工业背景下的生产者，在体会到现代化的炫目的同时，也会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大城市的鲜衣怒马歌舞升平，和同在一城的农村工好像无法产生太多关联，日子对农民工而言，更多的是单一、严酷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对年轻一代农民工，由兴奋到迷惑到愤怒到麻木，已呈现出常态化的过程。
我们很容易从人群中辨认出农民工，不是因为衣着，事实上这个差距越来越小。我爬过几次深圳福永的凤凰山，那里是农民工特别集中的区域。十年前我仅仅从衣着就能分辨出他们，现在要分辨，更多的是从精神面貌和行为气质上。那种深入骨髓的自卑、隔膜和异质化，仍然能清晰地表现出他们的身份，且这种特点具有共同性。
世间有上帝规则和魔鬼规则，上帝规则要人解决问题，魔鬼规则教人给问题以合理化解释。中国很有钱，他们却总是匮乏。无数的财富、机会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的常见问题，诸如企业拖欠薪水、信仰危机导致的价值观混乱、
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甚至暴力犯罪和无所不在的欺诈陷阱，却总是优先惠顾这些普通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方方面面冲击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也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缕缕伤痛。
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松散性，他们无法有效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因此他们群体虽然庞大，但这个群体的力量和话语权微乎其微，农民工在成为经济发展垫脚石的同时，也是受到的压榨和盘剥最多的群体。
工会当然只是虚构的存在，政府也不大可能主动承担责任，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方面，鲜见优先考虑他们的，农民工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当经济下行，很多工厂老板悄悄跑路的情况出现时，最受伤害的就是这个群体。
农民工群体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伤、职业病、欠薪和社会保障问题，这里排名不分先后，但每一项的背后都有大量愁苦的面容，他们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被推向绝望。我接触过不少受此困扰的个案，在此不列举具体的例子，只说说整体的状况。
先说说农民工的收入。
深圳2015年的平均月工资是7261元，这在全国已经名列前茅了，从理论上说，最低工资应该大致是平均工资的40%，也就是说，深圳的最低月工资应该在2900元左右，但深圳2015年的实际规定的最低工资是2030元。尽管如此，也已是全国最高标准了。但这里有被误导之处，这个最低工资是把劳动保险、福利待遇也算进去的。
而紧跟其后的上海，最低工资是2020元，却是已经剔除了这两项，所以实际收入明显要高出不少。最低工资的消极作用有两种，一是有些处境困难的企业支付不起这样的人力成本，如果没有这项限制，或许还能靠低工资勉强存续。二是成为了企业老板不加底薪的理由，对一些工友来说，底薪不调，等于没加工资。最低工资不断增加是事实，但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也是事实。
深圳特区成立35年，房价涨了28倍，最低工资仅仅涨了8倍。跟房价赛跑，远远地被落在了后面。房价如此飙升，房租水涨船高，“长安居大不易”的感受更为强烈。买不起房，真的不是他们不努力。
我有个2014年的数据，深圳产业工人该年的平均每月收入3316元，平均每月加班60小时。2015年整体工资略有提高，加班则略有减少。农民工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新一代的农民工自我意识有所增强，对社会的参与度也在加深。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花钱的地方远比上一代要多了。别的不说，智能手机的普及，每月就会增加不少支出。
由于观念不同，很多年轻人，对个人的生活空间会有更多的要求。他们不愿意住在拥挤的工厂宿舍，喜欢离开厂区，租住城中村的住房，而房租的压力，挤压了他们原本不多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再有些爱好，或者谈了对象，真存不下什么钱。当然，他们多数也并没打算回家盖房。
对于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安全教育均严重不足，如果工作环境本身安全防护投入不够，必然会危机四伏，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当一个农民工不幸遭遇了工伤，导致伤残甚至死亡，寻求补偿的道路往往艰难而漫长，且多半无法获得满意结果。
这里既因为农民工自身缺乏相关知识，更因为法律救助、制度保障的严重不足。
去年中秋节，我们给正在住院的一些伤残工友送月饼，得知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受伤后，都没有获得工厂正常的补偿，有的连医药费都不管。我有个朋友，本身是企业高管，很想调查一下本地区的因工伤死亡者的善后情况，却发现完全无从入手。因工伤死亡的案例虽然不少，但由于都是外来的农民工，悲剧发生后，无论处理结果好坏，他们都会离开这个伤心地，很难再找到相关亲属进行调查。
生命在他们眼中，似乎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活着已经足够卑微，幸福仿佛纯粹来自生命的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命该如此夫复何言？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就像《呼兰河传》中萧红写的“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默默地在办理”。
在广东，尘肺病、化学品中毒、杂讯聋三类职业病一直是高发的，这里的配套防治系统是很弱的。从统计数据看，广东职业病发病数5年上涨了7.3倍，但我的直觉，这类统计仅供参考，是很不精确的。职业病存在一个潜伏期长，责任难以认定的问题。农民工在危险环境中工作，却对面临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认知，也没有相关协议的保护，加上工作周期不稳定，往往直到发病时再去追究原因，已经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如果在多个企业里工作过，或者离开可能造成伤害的企业时间太久，最后自然不会有企业来承担患病者高昂的医药费用。
我在慈展会上遇见了“大爱清尘”公益项目的创始人王克勤，他介绍的情况令人吃惊。尘肺病人多数由粉尘密集的工作环境导致，发病时呼吸困难十分痛苦，而我国，这样的病人在六百万以上，普遍缺少治疗，他们几乎都是农民工！
欠薪同样是个沉重的话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或不记得去年被太原警察王文军扭断脖子而死的讨薪者周秀云了。周秀云原本在一家房地产商的建筑工地打工，让人愤怒的是，警察没有为被欠薪的农民工主持正义，反倒成了地产商的打手。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增速变缓，出口减少，光是东莞，去年就倒闭了四千家企业，深圳的数字也很可观。从年头到年尾，因欠薪导致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当讨薪团体找不到老板时，就会找政府，政府通常会依照维稳事件处理。在工会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民间的劳工公益机构应运而生，这些机构并非都宣传维权，有些只是普及劳动法和相关法律知识，但他们并不见容于当局。
最典型的就是佛山的南飞雁社工机构，机构的四名工作人员均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目的无非是杀一儆百。在劳资冲突中，政府更愿意站在资方一边，再度坐实了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
在深圳，有很多第一代农民工即使两鬓斑白，还要继续打工糊口，归根结底是打工多年，用人单位却不依法购买社保，导致他们老无所养。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五险一金占工资比例偏高，在低收入人群里，这个比例可以达到40%到50.%。因为缴纳数额大，企业主消极对待，农民工也有较多的短期利益考虑。政府制定社保政策时，几乎未考虑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收入本来微薄，一半拿去交保，其中的不合理显而易见。
对比公务员的社会福利保障，真不敢说共戴同一片蓝天。德国等国家在福利政策方面有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特别照顾，只可惜不符合中国特色，没法借鉴使用。其他诸如同工同酬、规定享受的津贴难以落实等问题也所在多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农民工的形成，当拜中国特有的二元对立户籍制度所赐，这差不多是根本的原因。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南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现了居住和迁徙自由。我国把户口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公民的迁徙一直受到严格管制。
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迁移的“户口迁移制度”，虽然明显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权利。，但习非成是，习焉不察。几十年的城市化运动，也可以看成是城市从农村抽血的运动。农民从被土地束缚到与土地背离，其过程充斥了户籍制度带来的荒谬与不公。
“新形势”下，“农民”这个词本身也不再那么准确了。按说农民是拥有土地并以土地出产为业的群体，但事实上，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农转非人口，也造就了两亿农民工。他们颠覆了原来的二元认知体系，带来了概念的紊乱。有农转非了继续在农村务农的，也有长期在城市生活却一直保持农民身份的。
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如果仅仅就户口说事，说有一千万农民真不必大惊小怪，但它还是城市，而且是发达城市。只是，这个城市已繁荣至此，为农民工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草根状态的公益机构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密集涌现，说明社会有需求，而民间在行动。农民工要解决城市融入问题，要面对能力升级问题，还有精神健康问题，这些都让公益机构有了着力点。
我所混迹过的某公益机构就长年为这些问题的改善而辛苦奔波着。当下的公益机构，生存和发展普遍艰难，一方面政府始终对这些机构不放心，另一方面被服务对象也未必理解或不大相信这些机构的实际作用。如同在崎岖山路上负重前行，艰难和低效容易产生放弃的念头，因此公益机构人员稳定性极差，能坚持下去的都是真正有大情怀的人。
尽管长期在这类公益机构工作，人格被异化的可能性时时存在。一边是政府非不能为而实不为，另一边是公益人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社会现实的吊诡之处。
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经常遭人诟病，有时是楼作楼殆。我刚经历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例子。去年十二月底，龙华某街道一官员告诉我，新年返乡潮办将为农民工做件好事，报销辖区内一定数量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的来回车票。我大喜过望，马上在截止时间前将一批报名者的详细信息发送过去，希望他们能拆一个政府派发的大红包。但没过几天，忽然接到领导电话，说活动取消，原因是怕出安全事故，我只好给那些眼巴巴等着沐浴皇恩的孩子一一道歉。但事后想想，政府提供的这个理由，是不是太随意了？整件事是不是太无厘头了？海燕呐，你就长点心吧！
经济下行的形势带来了农民工普遍的忧虑：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未来很渺茫，生活没希望，失业了该怎么办？如果制造业持续倒闭乃至崩溃下去，届时将有几千万人口失去工作，数百万家庭陷入生存危机。
如果“稳定压倒一切”是政府眼中的大局的话，面对这样一股潜在的来势汹汹的失业潮，再像过去那样视而不见，甚至封锁信息，谁露头就打压谁，恐怕终究会酿出大祸，唯有采取大禹治水，变堵为疏才是良策。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护，才能真正稳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他们没有享受到多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亏欠了农民工这个群体。
说到农民工未来的出路和可能性，学者、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方向：市民化。但此间事体，总是知易行难。深圳发展多年，户籍人口增长如此缓慢，无非是怕新增加的人口影响了原户籍人口的福利，何况千万之数的农民工，总是被有意无意形容成洪水猛兽，他们一旦融入城市福利体系，难免要引来既得利益者的心不甘情不愿。
然而，福利平等是天道，生为农民不是过错，但贵市政府愿意去做吗？可能去做吗？也许，户籍制度的寿终正寝才是王道，但那恐怕更遥遥无期了。
“你只要有梦想，只要个人努力奋斗，就一定会幸福！”电视里总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一锅浓浓的鸡汤灌下去，却并不能融化现实世界坚冰筑成的藩篱。同城待遇、养老、住房、打工子弟教育平权等道道高坎，跨越谈何容易！
虽然凤毛麟角，但不排除确有在城市成功立足的一些人，但他们还在农村的家庭会给他们的生活笼罩大面积的阴影，这是蜗牛的壳，无法卸载。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这逃脱的个别就不可能安然享受生活本该有的轻松和愉悦，也难以真正和城市水乳交融。
供应侧改革也好，需求侧改革也罢，看上去很美，听上去不错，但很遗憾，都是治标不治本。症结所在，其实就像新疆人的一句口头禅：简单的像个一。但大家看破不说破，总是一笑而过。依我浅见，如果有一天，农民工真能轻松融入城市，必会带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只是目前还看不出有此可能性。
因此，请不要忽视甚至鄙视农民工，也许他们读书少见识短，也许他们素质真的差，但这是起点的不公平造成了如今的现实。难道仅仅生在城市就值得自豪和自负吗？某种角度看，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甚至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
袁立公开对参加今年打工春晚表演的女农民工说：“工人不要有抱怨！”周立波则更加高调地对农民工说：“你们要感恩！要感恩老板！”这是电视传媒的舆论导向还是所谓城市精英的集体下意识？我很想骂人。
我们都太习惯于用身份、学历、户籍甚至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去判断一个人，这种环境下，我们谁有资格奢言道德和素质？
中国近六十几年，最大的不公，是对农民的不公。
如果农民和农民工的遭遇不能改善，如果城市始终只是对农民工加以利用、用后即弃且弃如敝履，则进步和文明离我们仍然很远。城市经济繁荣背后是农民工流失的血汗，农民工把自己化身为机器的一部分付出的代价有人计算吗？工人有无工伤？家庭是否分离？几代人打工一辈子后有没有可能在城市买到一处仅可容身的房子？这些，妩媚的周立波们在意吗？我希望有一天，他们和我们一样，对生活的城市有踏实的归属感，而不再总是过客。
农民工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三农问题。每年年初，中央的一号文件习惯性地会围绕这个问题出台，这是一种姿态。十几年前，有个著名学者发问：“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不见有人给出满意的答案，现实离这些问题中的目标反而有渐行渐远的感觉。每念及此，我心如坠冰窖。
但我仍然相信，再冷的冬天都会过去的。
文章来源：《新民学社》微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