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中国艺术家的困境:拔根与“扎根”

未曾谋面的青年影视艺术家黄文海先生传给我一篇他的文章,“扎根”,希望听听我的看法。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文章看了,一些想法本应该而且也必须谈得具体,但是由于不是我的专业因此很难做到,所以只能够谈点一般性的感受。

一,我觉得黄文海的路是很正的,这就是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且探究问题,而不是在那里煽情和说那些似是而非的大话,如什么伟大的人道关怀,历史的使命……等等。而这对于一个在人文领域中的工作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可惜这个领域中走这样的路的人已经不多,而让那些习惯于浑水摸鱼的人左右了这个领域,这使得今天在这个领域已经颠倒了黑白,让矫情被误以为是深刻,煽情最容易被人、被社会接受。那种中学生的小女生文笔居然成了人文领域的主流时髦品。

二,黄文海的这一求实倾向也就增加了我的担心。走这样一条路是非常艰苦的路。因为你提的问题越深,你会发现你面对的对手越巨大,要做的事情对你的要求也就越多。你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才能够撬动这个你所面对的更根本性、深层的问题。而这就很可能像遭受到西西弗斯的遭遇。我不知道黄文海是否意识到这点,并且真的准备为之努力和付出。

三,黄文海提出的问题都是有分量和意义的,但是他提问题的方式,和他论证引述的方式及内容,坦率说是让我感到,他还没有把握或者说没有完全走出那个产生这个问题的氛围,或者说在追问问题中“追问”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他引述了很多人,其实这些人都不是符号,都来自于不同的具体思想。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艺术倾向可能是互相对立的,甚至是有问题的。例如引述的那几位当代中国学人对艺术的理解及所使用的语言,在我看来我以为都是非常值得推敲的。

凡引述的东西,一定要是自己所把握了的。在我思想较为成熟后,想到过去那种所谓的“旁征博引”总是脸红。那种搜集点语录,当作大话点缀自己文章的做法,是搞宣传,唬人的哄抬气氛,而非谈问题。当然我现在的写作也经常引述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奥地利哲学家波普,以及德国学者达伦道夫、布拉赫的话。那是因为我把握了他们所说的来龙去脉,甚至当时他们说这话时的氛围。一段话绝对不只是一段话。你没有把握那个人是在何时何地,为什么,即针对什么说出的那段话,你就不要引用。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地点和时间说出意思都不会一样。

四,如果你从根本上提问题和思索问题。我推荐你去细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读懂了它,你就对中国艺术界,知识界的现状会有根本的了解。这包括我上面说的他所引述的一些人,我以为,他们的所谓艺术语言及方法与其说反叛和批评性不如说作为真理部的后代的特色更浓。这几个人能够在那个社会中存在的很大原因更多的还是如《一九八四》中所说:在那个社会中,能够享受到自由的人,一定是没有思想的人;这两代人已经在思想上失去了犯罪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如果黄文海体会到这点,他的文字就会更简单,不去引述什么人的话,实际上就能够更直接接触到问题。

艺术是个人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受的表达,重要的是返回个人;而复杂的是,个人感觉在社会中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扭曲,这个污染和扭曲尤其是对于共产党社会的艺术家更为严重,可以说已经癌变。因此寻找一个纯正的人的感觉是首要的,也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提升和训练这个感觉则是第二位的事情。拔根关系到的是艺术的感觉和基础,而和蒙混世间的“名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可以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对于追求真正的艺术感觉来说首要的是必须感到并且认识到:拔根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扎根问题。

黄文海的这篇文章让我感到他以后的路很难走,因为如果他不想媚俗,想彻底想透共产党社会在艺术上的问题。这就注定了他面前是一个大厦,而他的修养和教育此前又都是在这个大厦中受的,这个社会给他的。这就使他在面对它,对抗它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仅是感到有些束手无策、力不从心,甚至会怀疑自己。这一切我都经历过,所以黄文海的良好倾向和艺术感觉让我忧心,他以后会如何。走入这条路的人都是要么成功,要么被压死,或者中道而返。

注:黄文海“扎根”一文见《电影作者》首辑“梳理”专栏: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YyNzc5NQ==&mid=200676832&idx=1&sn=83eaf7cdcadf68657d07bcadacd0eeaa&scene=5&srcid=iuJdRTj1YnrVcWSkt2Ux#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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