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11月和12月开始，两件近20年前的冤杀错案进入重新审理的法律程序，这就是举国皆知的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呼格吉勒图父母获赔205万元的国家赔偿；聂树斌案如今仍在延期审理中。
进入2015年末，媒体不断报导出中国多地法院重审冤案以及当事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消息，下边是近期相关报导的不完全统计。
12月28日，湖南湘潭中院对无罪获释的“湘潭大学研究生杀人案”被告人之一曾爱云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94.1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2.9万余元及补偿曾被扣押的手机2200元，三者合计127万余元。并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曾爱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12月24日，抚顺中院对辽宁省抚顺市前甸镇党委书记刘宝龙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认定抚顺市公安局未给予刘宝龙及时治疗，对他的死亡承担部分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344067元，以及向刘母支付赡养费每年795元直至其死亡。
12月22日，蒙冤者杨明服刑20年，贵州高院决定国家赔偿203万元。
2015年12月21日，云南少女钱仁凤蒙冤13年，走出法院，重获自由的钱仁凤失声痛哭。2002年12月，17岁的钱仁凤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2月，她收到了写有“被告人钱仁凤无罪”的云南省高院刑事判决书。
12月15日，广州市荔湾区检察院作出刑事赔偿决定书，给予梁祝强被羁押187天的赔偿金41087.64元。因在网上发表言论，57岁的广州男子梁祝强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移送至广州市检察院后，被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广州市检察院决定不起诉。获释后，梁祝强向当初批准逮捕其的广州市荔湾区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12月17日，吉林男子雍奎魁遭羁押7年后无罪释放，申请国家赔偿282万余元。
2015年5月29日，福建省高院再审改判3人在绑架案杀人中无罪。1996年，17岁的陈夏影与好友黄兴、林立峰因涉嫌福建省福清市一起绑架杀人案被抓，3人随后均被判重刑，陈夏影被判无期徒刑，黄兴和林立峰均被判死缓。
大陆冤案频发的体制原因
在西方民主国家和正常的社会，也会有冤案发生，但一般大都是个案，并不是一种社会常态。并且由于拥有独立于政府和党派之外的司法体系存在，还有自由媒体的监督作用，一旦发生冤案，大都会被民众和社会知晓，随后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得到解决。
但是，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一党独裁专政，国家机器都只为共产党的统治稳定来运转和服务，没有独立于共产党控制之外的司法系统，没有自由媒体的监督。在共产党谎言和暴力的统治环境下，民众的各种基本人权都被剥夺和受到打压，这是造成大陆民众冤假错案普遍存在的体制原因。
冤案频发的另一主要原因
中国冤案遍地除了中共的体制本身原因之外，从1999年之后，更是出现加速和成倍增长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就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造成。
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持续至今迫害仍在持续。江泽民明确命令，对法轮功“要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法轮功学员遭受了 “打死算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样的迫害政策，承受了毒打、电刑、强奸、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百种酷刑的折磨。迫害手段集古今邪恶之大全，甚至出现了活摘器官这样这个星球上从未出现过的邪恶迫害。
这场迫害让公共权力全面堕落，权势者利用迫害造成了法制失序，肆意捞取金钱、利益，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法律被撕开的口子如决堤的洪水，不可收拾，危及了全社会的人。因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可以不讲任何法律，很多不法官员为了迫害其他民众，如被强迫拆迁者、上访者等，也给他们扣上法轮功的帽子，以便可以肆意迫害。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产业链一旦形成，也蔓延到了其他民众，武汉地下“贩肾”产业链、江西南昌“圈养活人”卖肾案、山西六岁孩童小斌斌被掳挖眼抢角膜等，都是迫害法轮功后的延伸。
江泽民绑架了整部国家机器，把国家的重心都压在了镇压法轮功上，直接迫害了几亿中国主流民众，波及到了各行各业，几乎每个人都被卷入了这个漩涡。迫害把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把法官和检察官变成了法律的破坏者，法律被糟蹋的现象无处不在，甚至法律的守护者——律师，也成了被迫害的对象。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和法制的坍塌崩溃，使得中国大地上冤狱遍地。
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的深层原因
习近平在2014年的中共四中全会上，高调提出“依法治国”，这较为罕见。对中共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提法与中共本身格格不入。那么当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中间有什么样的隐情？其实，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面摧毁了中国的法律系统，让中国法制处于崩溃状态。
这场迫害直接波及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人数亿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平均每年动用相当于中国国民经济四分之一的社会综合资源，导致财政空虚。迫害也导致社会道德走向堕落，风气沦丧。中国到处天灾人祸，天怒人怨，民间抗暴风起云涌，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状态。
法制上的崩溃，经济上的困境和社会问题失控，使习近平当局已经很难正常地执政，也很难维持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行，在这样的局面下，习近平试图做出改变。这就是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的深层原因。
当局为何启动冤案重审和国家赔偿
习近平上任后针对江泽民集团为主要对像展开的反腐打虎，不仅周永康遭到重判，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副国级官员落马，到现在为止反腐没有任何收手迹象，并且指向了曾庆红和江泽民，这大大出乎外界意料，如今国际主流媒体都不得不说“习近平是在动真格的”。
在外交方面，习近平上任之后，在国际上展开外交活动，使用柔性外交手段，向世界展示和平意愿，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欧美在内的世界多个国家关系走向友善，发起“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会见具有国际民主人权象征的昂山素姬等等，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局势的稳定起到了正面作用，包括习马会更是如此。
习近平在国内的多种改革措施，包括废除劳教、提出“依法治国”、改变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废除嫖宿幼女罪、重整军队宣布裁军30万、提倡传统文化等等，都对缓解社会危机起到了正面作用。
习近平上任后的所言所行，印证着大纪元在一篇特稿中指出的：“作为中国掌权人，习近平背负着中华民族史命的何去何从。习的行事不同于中共以往的领导人，习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对挽救中华民族危机，起到了正面作用”。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正在突破中共的框架走自己的路。
从2014年到2015年，中国多地法院重审冤案和启动国家赔偿，就是在习近平当局主导下出现的新局面。这种举措，一方面为中国社会将逐步过渡到真正的法制社会在做出尝试，另一方面，也是为未来中国将会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冤案重审和国家赔偿做出铺垫准备。
但是，中国要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结束这个世纪全世界最大的人权迫害——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并且把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的元凶江泽民等人绳之以法。外界看到，虽然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成员们纷纷不断以贪腐罪名被惩治，但是，这离上述的条件和目标，显而易见，还有一段距离。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