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中国人有自由吗？脑子正常的人肯定都会说没有。今天的中国人有自由吗？大多数人恐怕都会说有。但若接着再问今天的中国人有多少自由？答案肯定就不一样了。在有些人看来，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自由了，但在另一部分人眼里，自由其实并不多。那么到底谁是谁非呢？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1903年3月，被中共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导师”的列宁曾写过一本叫做《告贫苦农民书》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注：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人要求什么”。
了解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俄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废除了农奴制，但在列宁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叶，沙皇还在当权，俄国人民，包括列宁和他的党还处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之下，还在奋力争取民主自由。翻开《告贫苦农民书》，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别的，正是列宁对沙皇专制的揭露和抨击。
为了说清俄国人民当时的处境，列宁特意区分了两种自由：即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他告诉读者，所谓公民自由，就是公民处理家务、私事和财产，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私事，支配自己的劳动（选择东家），支配自己的财产的自由。
而政治自由则不同，“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自己全民的、 国家的事务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进国家杜马（议会）。一切法律都只应由人民自己选举的这个国家杜马（议会）来讨论和颁布，一切赋税都只应由它来决定。政治自由就是人民自己有权选举一切官吏，有权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一切国家的事务，有权不经任何许可就可以随意印书报。”
列宁举农民的例子说，“在农奴制度下，没有地主的许可，农民是不能结婚的。现在，不要得到谁的许可，农民就可以自由结婚。在农奴制度下，农民在总管指定的日子一定要替自己的老爷干活。现在，农民替哪个东家干活，在什么日子干，要多少工钱，都可以自由挑选。在农奴制度下，没有老爷的许可，农民是不能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的。现在，只要村社放他走，只要他没有欠税，只要他能领到身份证，只要省长或县警察局长不禁止移居，农民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的自由。
“在农奴制度下，没有老爷的许可，农民就不能置办财产，不能购买土地。现在，农民可以自由置办任何财产（至于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随便处理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农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在农奴制度下，农民要受到地主的体罚。现在，农民不会受到自己的地主的处罚了，虽然农民至今不能免受体罚。”
做过这番对比后，列宁接着便指出，废除农奴制度后的俄国农民虽然获得了以前所没有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政治自由，而只是公民自由。不仅于此，俄国人民当时其实都没有政治自由，都跟农民一样没有摆脱政治上的奴隶地位。“正像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农奴一样，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官吏的农奴。俄国人民没有权利选举官吏，没有权利选举代表来为全国立法。俄国人民甚至没有权利集会讨论国家的事务。正像从前老爷不必征得农民同意就委派总管一样，现在委派官吏来管我们也不用征得我们同意，可是没有这些官吏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印书报，不能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讲讲全国的事务！”
读到这里有人可能会不解的问：“扯这些干嘛？一百多年前俄国的事跟你提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尽管列宁当权后搞的那一套比沙皇要专制独裁的多，但客观的说，当年他对沙皇专制的揭露却相当深刻和犀利。读过上面的文字你难道没发现，在既没有公民自由也没有政治自由这一点上，毛时代的中国人跟农奴制度没被废除前的俄国农奴完全一样，而今天的中国人与废除农奴制度后的俄国农民以及当时的俄国民众则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尽管有了公民自由，却仍然没有政治自由吗？
不错，文革后，中国人确实有了处理家务、私事和财产，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私事，支配自己的劳动和财产的自由，可以自由的恋爱、找工作、买房子、出国旅游……但他们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敌、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选举国家领导人、批评政府、举行游行示威等的自由。就政治自由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跟十九世纪下半页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人民一样一无所有，他们依旧停留在毛时代，还是政治上的奴隶。
公民自由固然重要，但政治自由更重要，因为它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活的有没有尊严的真正标志！
列宁说，“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沙皇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制依附。沙皇专制就是员警专制。”他还说， “哪个国家也没有俄国的官吏多。这些官吏骑在没有发言权的人民的头上，像是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一个普通劳动者休想穿过这片森林，休想得到公道。去控告官吏贪污、掠夺和残暴，哪一次都石沉大海，因为官僚的文牍主义使得一切控告都不了了之。
一个人的喊声永远传不到全民的耳朵里，而只会在这片黑压压的密林里消失，在警察的刑讯室里窒息。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因而不必对人民负责的大群官吏，结成了一张稠密的蜘蛛网，人们就像苍蝇那样在这张蜘蛛网上挣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不就是列宁笔下旧俄国的翻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