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26日讯】近日，中国大陆博主“惠风”在其博客中，发表了原中共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孙宇亭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该文以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身份，详述了文革期间，曾庆红的父亲曾山，被造反派翻出抗战期间暗中勾结日本人旧账的事件始末。
文章叙述的细节显示，曾山当年确实曾“奉命”到上海和南京与日本人私下谈判，要求日寇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而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在历史档案中保留下来的相关电文上，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均有签名。
据孙宇亭的回忆，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式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那时中共国务院内务部部长就是曾山，副部长是王一夫。严佑民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孙宇亭也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在严佑民手下工作。
据文章回忆，内务部当时有两大造反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仇，誓不两立。
1967年10月，“革联”翻出来抗战时期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材料，认定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于是，孙宇亭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在参与相关决策会议时，孙提议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然后，经谢、严同意并签署了批件，孙宇亭与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找汪东兴补了一个批准查阅历史档案的手续，终于在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查阅到当年的中央历史档案。
据称，当时他们共找到有关此曾山与日本人联络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为了向上级汇报时拿得出真凭实据，他们与军代表交涉，得以摘抄了主要内容。回机关后，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谢走后，严佑民苦笑着对孙宇亭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孙宇亭因此事被上级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勒令把涉及这件“核心机密”的所有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被威胁说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就“毫不客气”。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孙宇亭突然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等他到了那里一看，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很明显，这是“三堂会审”的架势。
孙在小方凳上坐下来后，对方开始审问当初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事件。孙把当时的情况全部如实详细讲述了一遍，并强调说，虽然查档案的主意是自己出的，但都经过了谢、汪等人的批示才行动的。
汪又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这时，汪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的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汪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汪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就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而吴法宪此时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最后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
1968年后，公安部的全体人员被集中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办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仅1968年3月、4月内，孙宇亭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1972年9月，严佑民从秦城监狱被假释出来后，孙宇亭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提到当年查档案这件事，严佑民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