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备受瞩目的五中全会将临，习李王开始联手动作。王岐山在隐身近一个月后祭出重手，对“一行三会”及四大“国有银行”同时开始巡视。这个动作被新唐人的知名评论员石涛先生称为对金融系“满门抄斩”——虽然语带夸张，但足以说明王岐山此番出手来势凶猛，恐将远超过往。如果结合一下这个动作的大背景，是在已经内控了超300名官二代的基础之上，那么王岐山想要干什么，已是不言而喻。
李克强当然也不会闲着。股市的悄然回暖，在习近平连续外访的闪光灯下，并未引起舆论太大的关注，但当霜降之日，“双降”来临，海内外舆论还是引起不小的震动。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下周股市会拍手叫好”的说法可以作为外界对此反响的一个代表。
至于习近平，已经毋庸多言，出访英国的成功，已经让妒嫉成性的江泽民，不惜动用老本在海外媒体上竭力造势鼓吹所谓“膜蛤文化”。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膜蛤文化，有的只是大陆网民对江泽民无止境、甚至是无底限的嘲弄与恶搞。
从某个方面看，习李王三人还真有几分汉初三杰的影子：王岐山专心攻城拔寨，平灭一个又一个山头；李克强镇抚后方，确保粮草经济不出乱子，有着巨大的稳定人心作用；而习近平则居中调度，内外兼顾，通过高强度的曝光与一次次象征性极强的活动、仪式日益巩固其事实上的“核心”地位，为最终处置国内的大事做准备。
从宏观看去，习李王出牌的时机都选的很准：都在五中全会之前。显然，这个会议，对习李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会上，很可能出现令外界意想不到的大事。
这件最终的大事究竟是什么？从《北青报》头版事件，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10月22日，《北京青年报》头版刊出黑体字大标题“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标题下没有正文，有的只是习近平撑伞“探访”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大幅彩照。
在政治嗅觉已经磨练到成精的大陆网路，这个头版照片引起的反响，堪称“石破天惊”。
党组织要解散？这个疑问被不断重复，每一个评论或转发的网友都带着有点不敢相信的惊喜在扩散这个信息。
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中共早就应该解散，也早就注定要解散。从2002年5月，贵州平塘县桃坡村掌布谷发现嵌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天然大字的“藏字石”开始，中共将亡就已经成为体制内所有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据说当时的九常委都曾先后悄悄前往观看验证，也都低调默默离开，没有一个人敢下令将字迹铲去，包括将自己与中共死死捆绑在一起的江泽民。
在笔者看来，北青报的头版，当然不会是排版事故，也绝非哪个小编突发奇想就敢这么干并且就能这么干成的。这个头版的刊出，选择了一个极其微妙，或者说巧妙的时机：紧逼五中全会开场，而习近平又刚好在外访问未归：往大了说，是继“合法性”敏感话题、“共产主义骗人”大讨论之后的又一波“去党化”；往小了说，只是排版编辑一个“政治敏感度不高”的小小事故。但明眼人可以看出，无论从“奇怪”的版式设计，还是到官方意兴阑珊的屏蔽举动，都说明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试水之举。
如此一来，问题必然产生：如果党组织注定要解散，高层也有意择机转轨，将会是何种形式？是来自高层的一声令下吗？还是像东欧苏联那样由街头集会来推动？
恐怕都不是。
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中共这个党组织的“死穴”究竟在哪？既然要解散党组织，只有找准这个组织的“命门”才能真正有效的达成目的。中共从建政那一天起，就有着与东欧、苏联等不完全相同的统治方式。这个方式被中共自诩为“特色”，而在《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中，对这个特色生存方式有过非常透彻的剖析。
按书中所言，这个党组织，就象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换言之，这个党组织完全是附着在中国社会每个领域每个层面的一个外来的、多余的体系，它从不生产、创造任何财富，但它却要垄断、支配或占有社会上每个角落创造出来的绝大部分财富。
中共一直自夸依靠所谓“三大法宝”取得了政权。其实谁都知道，说到底，中共能够建政的根本，是靠着暴力和谎言，而这两者的着力点，都聚焦在“民众”身上，亦即中共自称的“群众路线”。它发动暴力夺权靠的是民众；它愚民洗脑的对象也是民众；甚至包括它能够一次又一次通过政治运动，通过血腥杀戮和整肃来达成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的目的，依然靠的是民众，是为“挑起群众斗群众”。
这，应该才是中共坚持要把党支部建到军中连队，建到行政上村级政权，建到社会各大系统每一个细小分支的根本原因。这才是中共的“死穴”和“命门”。一旦中共有一天发现再无法役使民众，无人再理睬党支部的任何命令、通知或决定，党组织就什么也不是。
反过来说，无论对社会上的企事业单位，还是对广大的农村基层而言，一旦民众发现，没有了党组织企业可以照样运转而且运转的更好；社会职能机构可以完全正常履行职务而不必额外担心“政治后果”；农民可以真正顺天时地利进行四时耕种，而不必成天害怕被征地、被迁移——如果这个景象在中国大陆不断涌现并不断蔓延、合并、扩大，那么党组织必将在一种找不到谁是“敌人”，但似乎又处处是“敌人”的氛围中很快陷入瘫痪，并最终在悄无声息中解体。
这可能是最好的解散党组织的方式：没有动乱，没有杀戮和流血，一切都在和平、平稳中进行，甚至人们的生活秩序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解散了党组织的唯一不同是，人们会生活的更轻松，说话更自由，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将得以重建，而企事业单位不过只是少了一帮吃着闲饭还要居高临下乱发号施令的闲人而已。
在中共高层，由于有巨大的利益集团，有众多依靠党组织的“吸血”体制饱吸了民间膏血的得利者存在，要想从高层开始至上而下的变革，其难度恐怕非一般人想像。这也是胡、赵等尚具良知与人性的体制内高层，哪怕已经坐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依然无法撼动体制，反倒被体制吞噬的重要原因。
这个党组织靠着欺骗中下层民众而起家，夺权，也必将因民众的自发抛弃而衰朽并灭亡。天道好还，这是上天定下一报还一报的天理所在，谁都逃不出去。
事实上，在历时多年的“三退”浪潮中，从内心到形式上已经抛弃党组织的体制内党员，早已是上千万的数量，其中不乏省部级以上，乃至军委委员级别的高层。这个罪恶的体制，裹挟着无数尚有人性存在的党徒，逼迫他们撒谎，逼迫他们堕落甚至逼迫他们杀人——彻底抛弃中共，真正走向现代文明宪政体制，既是中国民众桎梏的解脱，也何尝不是一些尚有忧国之志者拯救民族危机，实现匡济天下愿望的契机。习近平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中共是一架庞大的机器，尽管已经破旧不堪，但要彻底解体它，仍需民众的参与——如前所述，对民众的役使，才是它得以苟延残喘的根源。
或许，高层正在等待这样的参与。信号已经释放，障碍正在扫除，中国未来的命运，不但取决于民众的思想，现在也正取决于民众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