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中共已面临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要勇于面对、接受、承认这个事实。9月，王岐山主动谈起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接着中共党媒高调谈起“共产主义”信仰，引发民间强烈反弹。这些都反映了中共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与亡党危机。大纪元发表系列评论文章，剖析中共没有合法性基础以及正在走向解体的现实。以下是此系列文章的完整版。
“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一：信仰崩溃无合法性
共产主义没人信
中共官场的乱象
接班人论战 共产主义成笑柄
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
“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二：中共是外来的卖国政权
中共是外来政权颠覆中国
中共残暴 灭绝人性
中共是人世间的最大邪教
中共卖国
中共不等于中国
“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三：江泽民从内部毁掉中共
从苏区肃反到迫害法轮功
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变好呢？
选择江泽民注定了共产党灭亡的命运
江泽民从内部把共产党搞垮
“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四：中共灭亡是即将到来的现实
亡党只是政权更替 剥离中共才能解脱中华民族的危机
国际“去共化”浪潮及其教训
中共灭亡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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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一：信仰崩溃无合法性
2015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北侧一棵古树被大风吹断，一时民众纷纷议论：“在特殊的日子、在敏感的地点，大树轰然倒塌，有何预兆”？“这树根彻底烂了，就像中国共产党”；“大风拔木，天象示警，亡党之兆”；“这是改朝换代的信号”；“翻翻《推背图》看看就知道了”；“树倒猢狲散，猢狲散，猢狲散，重要的事说三遍”；“请问大内御医们，这根烂了还怎么治”？……
民众的讨论各式各样，但大多都围绕着中共的亡党危机而展开。中共气数已尽，不仅表现在民众与外界络绎不绝的讨论中，事实上，在中共内部也多次发出亡党危机的警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6月召开了一次扩大生活会议，讨论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前途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危机。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中共已面临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要勇于面对、接受、承认这个事实。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致开幕词时曾称：“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腐败这个问题，它将证明是致命的。甚至亡党、亡国。”
2015年9月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大会堂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60余人，首次提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政治学上的合法性，通常指作为一个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是指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其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也称为“正统性”、“正当性”。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治权力的行使或者政府的统治就会陷入危机。
对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敏感话题，中共高层一向讳莫如深，王岐山此番主动谈起，在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和民众热议的同时，折射出中共在失去合法性的亡党危机下不断走向衰亡的现实。
共产主义没人信
日前，中共少将罗援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披露其游历罗马尼亚、参观罗马尼亚共产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等人墓葬时的感想。罗称：自由民主派一旦得势，共产党将尸骨无存，“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中共少将罗援的言论具有代表性，是中共内部既得利益者对已经完全失去了执政合法性的中共面临崩溃的恐惧。
“合法性”被认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将很快地崩溃瓦解。最早研究“合法性”问题的马克斯‧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合法性的信仰。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政权不断解体，共产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抛弃。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显然，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已经寥寥无几。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彻底破产，从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政治信用丧失殆尽，中共陷于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中共各级干部对中央的方针路线一点都不相信，上边骗下边，下边骗上边，中央骗全党，全党骗中央，民众不再相信共产党已经是普遍的事实。
这种情况表现在中共对外宣称的党员人数上。中共“党内统计公报”称，2014年底中共党员人数8779.3万；增幅1.3%。其数量“比埃及人口（8338万）还要多一点，比越南（9254万）少一点。”
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在中共垄断了整个国家权力之后，在中国社会，一个人如果想要在社会上获得事业上的发展，入党则成为必须的条件；对于那些试图升官发财的官员来讲，入党更是最基本的前提。
虽然中共官方对外宣称中共党员数量在不断增长，但党员数量就像中共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一样，水分和造假不断。中共各基层党组织为完成任务强拉入党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特别是在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中共这个“西来幽灵”从起家到现今，以历史事实的角度，全面彻底剖析了其“假、恶、暴”以及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本质。由《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大潮，至今已有超过2.1亿海内外华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和少先队组织。“三退”已成为民众觉醒后的自觉行动。
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人相信。
中共官场的乱象
中共中纪委、中组部一份考察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城市基层（企业、街道）、高等院校的党员团体，85%至95%处于瘫痪或解散的状态。
在河南,一个乡镇党支部中的十几名党员宣布集体退党，同时也宣布解散党支部。在天津市某乡村的党支部成员看了《九评共产党》之后，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和中共不会维系长久后，乡党支部除书记一人外其余全部退党。中共有350多万个这样渗透中国社会及各个领域的“基层机构”，维系着中共的统治，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基层机构已名存而实亡。
内外交困的形势使中共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已使中共无法再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和欺骗民众。中共只能通过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方式重新赢得民众的政治信任，继续党的权力。经济发展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
在江泽民掌权之后，中共进入了无理念、无底线时代，江泽民选择了共同犯罪的执政方式，通过放手腐败、给予官员贪腐机会来换取他们的服从和支持。于是，中共的官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乱象。
中共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了，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迟早要玩完。”
据中共权威部门的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是世界财富最集中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每年的中共两会，被外界称为中共的富豪聚会。据不完全统计，“201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Top400”榜上共有94位富豪目前具有国家级“政治身份”，其中包括中共十二届人大代表52人，十二届政协委员42人。至2013年，这94人财富总值超过万亿。参加2015年中共两会的富豪们总资产将超过1.2兆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中共的那些没有参加两会的高官的财产。
据港媒今年报导，王岐山在一次中纪委常务委员会上披露了中共官员涉淫乱的一组惊人数据：2013年、 2014年党政官员的腐败案件中涉及婚外情、权色交易方面占65%，其中在经济领域腐败案中，85%都涉及婚外情、权色交易。接获举报的公职人员腐败案件中，涉及婚外情、权色交易方面近70%。
如今的中共官场一片乱象，已经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淫，裸官流行，许多官员持有多个护照，早已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时刻准备着中共垮台，立刻移民海外。
接班人论战 共产主义成笑柄
日前中共当局突然再高调大谈“共产主义”信仰，共青团中央再推出“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北京政协委员、地产名人任志强对此表示，自己被这句口号骗了十几年。在被五毛们围攻后，9月22日任志强发表文章，详细阐述了“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如何荒唐可笑。
任志强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文表示：“我们被欺骗了十几年。文革让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再革命,而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他认为，中共想让共青团员们接共产主义的班是天大的笑话。
随后，在网上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官媒和各大共青团官微，与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民间展开了罕见的公开论战。社会各界持续声援任志强，并一同抨击共产主义。
一新浪网友声援任志强说：“一个靠着乌托邦似的思想，一个不适合中国的什么主义，一个连起源地都丢弃的东西来忽悠中国。共产的是你们既得利益集团，是你们这群吃着人民的，喝着人民的，还要欺负人民的特权阶层。为了能继续吃喝人民血汗，继续欺压良善，你们就拿一个破主义，继续给人画饼，现在没人相信了就急着跳出来打压。”
这场关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网上论战，其结果和得到的共识就是：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民众嘲弄的对象和口中的笑柄。
中共官媒和共青团主动说起“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是中共政权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面对亡党危机时极度恐惧的本能反应。其后民间阵营与官方喉舌展开的论战，是中国民间社会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恶后，共产主义遭到唾弃的真实情况。这一切显示出，失去了执政合法性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法摆脱这一次的亡党危机，中共对民众的宣传洗脑已经彻底失败。
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
中共政权自从出现那天起，既不是君权神授，又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获得政权，其天然的缺少执政合法性，使得中共政权一直处于深深的亡党危机的恐惧之中。中共的历史一直处于不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亡党危机中。
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前苏联的“大清洗”，东欧国家的各种“运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中共的“土地改造”、“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直接害死的人数近亿，间接受到伤害的人数以几亿计。历史证明，共产主义所宣称的“人间天堂”带给人们的是可怕的“人间地狱”；而共产主义宣扬的“按需分配”，只不过是把民众财富转移到统治者手中的一场财富重新分配的游戏。共产主义所宣扬承诺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共同认可，无论何种政经体制，公平自由都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中共永远把其自身的利益凌驾在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一次次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历史到现在，中共政权都已经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
中共对中国六十多年的统治，对于中华民族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梦魇。六十多年来，近一亿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五千年文化被强力摧毁，中国的环境遭到巨大污染，传统秩序和道德被摧毁后中国社会一片乱象。各种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卖官鬻爵、娼妓泛滥、黑社会肆虐，让人们对社会道德和未来失去了信心。
中共维持邪恶统治需要暴力和谎言作为手段，中共的邪恶基因和本质，决定了中共所有行为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代价。中共的本性与国家利益无法调和，天然对立。
中共对中国和中国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已经招致天怒人怨，中共已经完全地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又一次出现了亡党的危机。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清了中共政权是一个卖国毁国的邪教之后，中共处于深深的恐惧之中。如今中共领导人首次公开谈论中共合法性的问题，以及网络出现的“共产主义”的论战，就是中共亡党危机在中共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最真实反映，也是中共政权在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和亡党危机下的本能反应，这预示着中共政权的崩溃即将来临。
“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二：中共是外来的卖国政权
中共把每年的10月1日定为“国庆”，宣称其建立的是一个所谓的“新中国”。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和官方宣传中，中共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共建政后几十年对民众的洗脑宣传，刻意混淆了党、政府、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概念，让人们误认为中共就是中国。事实证明，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只是一个外来的卖国政权。
中共是外来政权颠覆中国
中共从其作为苏俄亚洲支部成立之初，到抗战期间勾结日寇对付国军，到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东北资源换取苏共支持内战夺取政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政党。
1920年苏联人维经斯基受共产国际指派来华创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1927年共产国际拨经费110万卢布、30万美元、10万中国元、一万元沪钞及大批军事物资，资助中共发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并在中国建立苏联的卫星政权—— 中华苏维埃政权。
1929年，中苏之间因为东北铁路爆发了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中共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
中共残暴 灭绝人性
《九评》一书有这样的论述：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中共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过程，也是中共在中国灭绝人性的的过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共早期领导人方志敏的孙子方华清，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1925年夏天，爷爷方志敏回到家乡江西弋阳湖塘村，带领贫苦农民与地主展开了斗争。爷爷的五叔、地主方雨田跳了出来，带头对抗农民运动。爷爷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抓住方雨田。爷爷的祖母、父亲都来求情，面对亲情与民众利益的矛盾，爷爷毅然选择了农民兄弟，他下令把五叔处死了。”
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败，被迫西进，并抛弃数千伤兵。事后中央在致鄂豫皖省委的信中说：“你们第一次想把伤病兵捆起来，将他们抛弃；第二次又将他们关在一个祠堂里，又企图抛弃他们；第三次又将伤病兵的粮食夺来另行分配……使1万多伤病员回到苏区的仅有2,000多人。”
在《曾志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我到街上办事，见一批战士正在没收店里的东西。我一打听，原来这是南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开的一家鞋店。部队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鞋店里没收财产……陶铸在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支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
中共的残暴从早期领导人就已经开始。1931年8月，中共中央特科红队科长王世德被中统捕获，招供。中统特务会同法租界警务人员在法租界海棠村十一号，掘得顾顺章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这就是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1931年11月29日的《申报》上，刊登了《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的启事。
杀掉顾顺章全家的，正是周恩来。随着历史资料不断地披露，周恩来冷血残忍的面目真实再现。周亲手创办中共特科特务组织、欠下的累累血债不断曝光，其中包括周恩来策划参与的顾顺章灭门血案。顾顺章在武汉投诚被捕，周恩来闻讯便立即当夜带了特科的杀手们去上海顾家残杀他全家。
这起血腥暗杀行动内幕不断曝光，有资料披露，那天在顾家杀了多达30多人，当天在顾家住的顾家亲属基本都被杀死，其中包括顾妻、顾5岁的儿子、岳父母、小舅、保姆、小姑及其他人等，死者中甚至包括顾家客人—— 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妇，根本与顾的投诚毫无关系，但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
据《王力反思录》描述，顾顺章投诚后，“康生到处找周恩来，在一个理发馆找到了。他们决定把顾顺章的大小老婆、两个孩子处死……康生向斯大林汇报这事时，斯大林说周恩来、康生是好小伙子”。
中共不光杀投诚者，自己人也杀。1930年，赣西南地区开始打AB团。1930年11月～12月，不到4万人的一方面军，打了4,400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团长。永新县六届县委都被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对待AB团分子用刑惨酷，有的竟用生銹的铁丝刺穿睾丸牵着游街。陈毅开会晚回家2小时，其妻肖菊英因恐惧而投井身亡。
根据广西政府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以及《红色纪念碑》一书记载，1967年秋至1968年8月，广西发生大规模屠杀。群众组织“联指”在军队支持下，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家属十余万人。杀人方法包括刀枪棍棒、步枪击杀、机枪扫射、炸药爆破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剖腹取肝、割肉挖眼、切乳剜阴、斩首示众。广西政府1987年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中记载，当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
中共的灭绝人性，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达到了顶峰，为了达到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消灭”的目的，利用整个国家机器，用活摘器官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实施了一场群体灭绝性大屠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上万通电话调查，采集到两千多个电话录音证据，通过对中共中央到基层各级官员的调查，对全国865家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及其 9,500多名医生的几十万份报导、论文、网站及数据库的系统搜索，获得了上万条证据。包括军队、武警在内的整部国家机器卷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由政府保护的、系统的、群体灭绝性犯罪中。据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等人的调查，至少有4万个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中共活摘。
中共是人世间的最大邪教
《九评》指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
在《九评》一书中，总结出了共产党的六条邪教特征：（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来消灭正信。
（二）崇拜教主，惟我独尊。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
（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中共不断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人们加入。入党如卖身，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被当成“叛徒”，要受到严厉惩罚。
中共利用国家暴力机器，控制了宣传媒体，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恐惧民众有独立的思想与言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全球成为一个整体的时代，中共却花费巨资打造“金盾工程”、“长城防火墙”，封锁互联网，阻挡民众获得和了解世界真实的信息。这是中共为控制民众思想和继续给民众洗脑的延续。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邓小平讲：“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嗜血崇拜，对杀人的崇拜。
（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扼杀人性上文已经有专门叙述。
（六）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对照以上六大邪教特征，中共完全符合。
中共卖国
中共在成立之初，喝着苏俄的奶水长大，其卖国行为就没有停止过，在抗日战争期间还与日本军方暗通款曲，出卖中国利益。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后斯大林命令中共联系日军及汪伪政府，商谈相互协作事宜。1943年中共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随后，中共高层与日军高层建立了定期的联系，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
“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时事公报》早在1947年7月24日就对该密约做了揭露，中共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所订密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正是中共这种“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以及一系列叛国投敌的策略，导致共军在八年抗战中只击毙日军极少人的笑话。而与此同时，中共则不断壮大自己，至1945年，共发展党员120万，军队120万，控制人口一亿，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
在中共的历史宣传中，一直声称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主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是，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军付出惨重代价，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场大型会战、大型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伤亡、失踪约321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民革命军牺牲380万人，牺牲了包括张自忠在内的11名上、34名中将、50名少将。
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收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
国民政府军将士的喋血纪录，让今天的人们知道：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他们才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保家卫国的中流砥柱。而中共的说辞则是天大的谎言。
中共说它推翻了帝国主义，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时，中共却认为是它发展的大好时机。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正在当时，即1945年9月27日，中共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却秘密与英方签订协议，承认不会收回香港，以换取中共在香港享有官方地位。
中华民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满清的不平等条约。现在除了香港、澳门因中共不想成为反共基地而收回之外，其它以不平等条约被霸占的领土，中共一夜间竟全部签字承认，这个卖国的中共，怎配称为中国？
1949年建政之后，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更是连续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中共政权不断以出卖领土来获得各国承认其执政的合法性。
中共不等于中国
10月2日，大陆知名地产商、“网络大V”任志强发表题为“新国家还是新政权”文章，认为66年前的10月1日，中共政府控制了大陆的主要地区，向世界宣告将替代中华民国政府管理中国，并行使国家主权。那只是一个新政权成立了，并非一个新国家诞生了。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十一”发微博质疑中共对“祖国”的定义，表示他的祖国不是中共建政60多年的这个国家，“朝廷如流水 故国河长在”。
10月6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撰文说，“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痴长十几岁，把它说成祖国，我高攀不上，开不出口”。“若在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非划等号不可，那么上个月那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就简直无法进行。”
继大陆知名人士任志强、贺卫方和鲍彤等公开称“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敏感话题后，大陆媒体也刊文，多次提到中共“新政权”，不提中共官方的“新中国”。
陆媒“澎湃新闻”10月7日采访了对中国疾病史颇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文章罕见刊出题为“李玉尚：1949年之后新政权如何应对寄生虫病”，不仅标题出现“新政权”字样，而且内文也多次出现1949年的“新政权”字眼，不同于中共官方常说的“新中国”用语。
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权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
中国一词自古有之，最早指居“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带。近代以来，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一词始成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一般而言，从历史的角度，“中国”是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朝代和政权的连贯历史的整体。从地理的角度，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土面积排行第三。从政治或行政的角度，目前存在两个政体：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
国家的内涵包括了国土，国土上的各族人民，经济、科技、文化、饮食、教育、节日、社会、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而中共不等于中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货风行世界，标签上的“中国制造”，没人会理解成“中共制造”。
中共不等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而中共的出现只有九十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不过六十多年。中共刻意混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了为其存在的合法性背书。
中共此前一直宣讲：中共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共，“爱国就是爱党”，“反党就是叛国”，把反对中共政权当作是反对中国，企图以中共的名义绑架中国。但随着《九评共产党》的发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只是窃取了国民党的权力建立的一个政权而已，而这个邪恶政权从不间断地迫害中国民众、破坏传统文化、出卖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根本不能代表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显示，中共不仅是窃国者，也是破坏中国的犯罪集团，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中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的卖国政权。
“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三：江泽民从内部毁掉中共
我们先讲一段往事。
原林彪死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在回忆录说，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倒了。还有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
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央苏区的肃反。中共自己公开承认的，光是杀AB团就杀了7万多人。哪里找到那么多AB团分子呢？很简单，就是靠酷刑。受刑不过自然就乱供乱咬，把被供出的人再抓来，一顿酷刑伺候以后受不了刑，只好也乱供乱咬，然后把被供出来的再抓来，就这样恶性循环，AB团是越打越多。
肃反中使用的酷刑可谓无奇不有。通常先是把人的双手吊起，用牛尾竹扫子毒打，如仍坚持不招供的，就“打地雷公”，就是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还有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你，叫你长久地痛。还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还有什么“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铁条烧红通肛门等等，被打的人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这些酷刑描述可不是我们在想像，而是来自江西省档案馆存放的1932年5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1983年出版）。对男“犯人”如此，对女“犯人”也毫不留情。据1930年12月15日的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记载，红军高干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将她们的衣服裤子全部脱下，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残忍的性虐待。
从苏区肃反到迫害法轮功
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事情。我们惊讶地、也可以说不惊讶地发现，这些酷刑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同样是普遍发生的，包括惨无人道的性虐待。2013年4月中共喉舌网站罕见地以“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为题转载一篇大陆记者的深度报导，印证了法轮功学员多年来遭受迫害的斑斑血泪。海外明慧网记录了8万多个（至2015年10月）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的案例，其中3888人被迫害致死。由于消息封锁，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迫害中使用的酷刑多达一百多种，比苏区肃反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苏区可没有4万伏的高压电棍，更没有活摘器官。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且数量巨大。古罗马迫害基督徒最坏也不过是置人于死地，而江泽民却要用器官带来的巨大暴利去蛊惑引诱人泯灭良知，同时达到其要铲除法轮功的目的。江泽民与共产党相互利用，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变好呢？
人们也许会说，今天的共产党已不是过去的共产党，言外之意是共产党在变好，那么，我们从毛泽东的苏区杀戮，到反右、文革、“六四”屠杀，再到今天江泽民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非人迫害，共产党变了吗？没有。
对令人惊讶的事情，中国人习惯说“天啊天啊”，上天真的是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
在经历了89年“六四”学潮之后，中国人对中共已不抱任何希望，对中国政治前途已绝望，全民陷入一种焦虑、躁动的氛围之中。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1992年中华大地出现了能让人强身健体、自我完善、道德回升的功法“法轮功”，到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多达数千万，给焦躁不安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祥和与安定。这也给中共带来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从当时的国内环境来讲，中国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展现空间，千百万失落的几代人在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之后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信仰，修炼者给社会带来了强大的正面能量，诚信、善良、宽容如涓涓细流在善化社会，使得整体社会的道德在回升，数十年战天斗地的党文化开始消融，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国民浮躁的心态在变得沉稳，一个历经磨难和精神空虚的民族开始找到自信……
从当时的国际趋势来讲，世纪之交是经济全球化浪潮风生水起之时。中国十几亿人的巨大市场潜力、廉价的劳动力、垂手可圈的土地，以及中国人被中共整得穷怕了，想要挣钱的巨大欲望所爆发出来的原动力，无不吸引着世界的眼球。全球化带来的庞大的海外资本和西方数百年工业化积累的技术，潮水般涌进中国。冷战结束后，由发达国家维持的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特别是中国人再苦再累也愿意工作，而且工作长久、稳定，对需要技术工人稳定的海外投资者而言，是最具感召力的。这些历史的因素因缘际会结合在一起，一场经济起飞的大戏，徐徐拉开了帷幕。
这国内与国际二者的结合，就会成就以道德、诚信、宽容、沉稳、自我约束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在变得富裕的同时，伴随的是道德的回升。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并不是梦想。共产党有没有机会？如果走了这条路，不给机会都困难。
选择江泽民注定了共产党灭亡的命运
但是，共产党选择了江泽民。江泽民作为历史的丑角，被赋予了一个不光彩的发家史。吕加平先生揭露了江泽民的“二奸二假”（“第一奸”是江泽民本人和亲生父亲都是日本汉奸；“第二奸”是江为俄罗斯间谍机构效力出卖大片中国领土；“第一假”是指江谎称自己1949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但实际上是假党员；“第二假”是指他冒充是“烈士”江上青的烈士子弟。）江泽民成长、发迹的过程几乎就是塑造其种种邪恶性格的历史。
江泽民帮共产党选择了一条路，就是不容“真、善、忍”，这是江泽民的选择，说到底，也是共产党的选择，因为是共产党，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培植出江泽民这种货色，也只有共产党，才会这样与江泽民相互利用、沆瀣一气迫害“真、善、忍”。
为了这场迫害，江泽民做了三件事：一是动用所有媒体造谣诬陷，包括炮制天安门自焚骗局，为迫害制造借口；二是极力掩盖洗脑班、劳教所、黑监狱里见不得人的酷刑和丑行，掩盖这个世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活摘器官，用经济利益胁迫世界不发声；三是为了怕被清算，抓住权力不放，退而不休，维持迫害。
毛泽东杀人是赤裸裸，而到了江泽民，则是在极力掩盖下杀人。为了掩盖，就必须要转移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于是，就不惜一切代价地鼓动人们都去捞钱，放纵色情，腐败治国，腐败治军，急功近利追求GDP，煽动民族主义，让人们对法轮功被迫害不关心，不相信。
江泽民把媒体舆论造假也推向了顶峰。媒体人本来应追求公平良知，担当济世道义，可是在江泽民的淫威下，媒体人成为了打压“真善忍”的帮凶，媒体的可耻堕落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无可估量的，人人都在成为受害者。
为了不被清算，江泽民老人干政也是登峰造极，扰乱政权交接，把丧心病狂迫害法轮功的亲信马仔不断塞进权力中心，政治局、军委都是江泽民血债帮，恶人当道。甚至不惜把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增改为九人，只为把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罗干、周永康安插进常委，继续江的迫害政策。江的老人干政，活脱脱把胡锦涛的十年变成了被江架空的十年。
习近平上台后，开始了“打老虎”的反腐运动。抓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苏荣、李东生等一大堆大大小小的“老虎”，这些落马贪官中大部分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紧跟江泽民而飞黄腾达。
抓老虎，的确赢得了民心。但是，这能挽回共产党灭亡的命运吗？已经不能了，因为江泽民是在利用共产党干着包括活摘器官这种人神公愤的邪恶之事，江泽民已经把共产党逼到了不可救药的境地。
江泽民从内部把共产党搞垮
江泽民迫害“真、善、忍”，也是从根本上摧毁人的道德。中国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道德危机，这是江泽民祸害中华的结果。
“诚信”，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是一个富有深刻道德承载的概念。可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很多人而言，“诚信”只是一个汉语词汇而已。
在《真实的江泽民》一书中，有这么个例子：
机关、企业、学校都有宣传栏目，有的学校还布置假期作业，让写一篇关于诚信的文章。读者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求一篇关于诚信的论文”，海量的搜索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求一篇关于考试诚信的论文，6000字左右的”
“急求一篇关于勤工俭学的诚信论文，看准，题目是诚信”
“求一篇论文题目是：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急求一篇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会计诚信的5000字的论文”
“急求一篇论文：浅谈诚信道德对大学生成材的影响”
“征求一篇关于和谐社会与诚信友爱方面的论文”
“求一篇关于加强道德修养，锤炼诚信品质的论文”
“急求一篇关于大学生诚信与成长的论文，最好原创”
“急求一篇关于‘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论文”
……
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未来的社会精英，用公开造假的手法去一本正经地谈论诚信，大概也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一幕“神奇”的景致。倒退二十年，人们一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正是因为衡量标准下滑了，所以人们才见怪不怪，甚至有人认为道德还越来越好呢。
这一切的发生，就是源于江泽民和共产党。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如此祸乱国家，不是因为他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他没有道德底线。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又利用共产党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才造成了今天社会道德整体大滑坡的严重局面。
道德堕落之后，人的恶性自然就蔓延到各个领域：经济、军队、司法、教育、政府、民间，政权交接……哪里都是权力的腐败，哪里都是金钱的腐败，哪里都是毫无节制的欲望。中国今天的道德下滑、诚信危机、国风淫糜、贪腐泛滥、司法乱象、官商勾结、官匪一家、生态灾难等等社会危机，都与江泽民脱不了关系。
江泽民就这样从内部把共产党搞垮了。江泽民把贪婪和欲望从魔瓶里面放了出来，用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制造出一个经济的表面繁荣，一“俊”遮百丑，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为了捞钱无恶不作、社会从上到下都充满暴戾之气的疯狂状态，把中共带到了最坏的时期。
破坏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天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狂。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本来就该灭亡，但是，本世纪之交，上天也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因为共产党选择了江泽民，最终导致共产党正在走向解体。江泽民祸乱中华，这也是共产党灭亡的宿命。
江泽民还会继续捆绑中共，直到把中共搞垮。出于维护权力的本能，抓捕江泽民，也是现任领导人迫在眉睫的必须之举，主动铲除妖孽祸害，也是习近平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但是，共产党灭亡的命运是注定的。
“中共亡党危机”系列之四：中共灭亡是即将到来的现实
在中共建政66周年前后，“中共不等于中国”成为各界民众持续讨论的热门话题。
有知名地产商发表长篇微博《新国家还是新政权》，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从国际法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还是原来那个中国，66年前中共政府掌权只是换了个政权，并非一个新国家诞生了。以上作者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爱这个国家，但不等于一定要爱这个国家现行的制度和法律！”
有知名的法学教授说“朝廷如流水 故国河长在”。他质疑中共对“祖国”的定义：“既然说祖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那就绝对不是这个刚刚60多年的‘国’。”这位教授说他的祖国不是中共建政60多年的这个国家。
“中共不等于中国”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得到众多知名人士和网民的关注和呼应，是因为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厌恶已经到了极点，都看到中共正在消亡的现实，已经到了可以无顾忌地讲出两者区别的时候。这个讨论的实质含义是：中共这个窃国政权必须从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祖国中剥离。“抛弃中共、回归中国”业已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这代表了真正爱国意识的觉醒。
亡党只是政权更替 剥离中共才能解脱中华民族的危机
中共窃权执政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短暂一刻。正如网民所说，“只有那个源远流长的中国是你的祖国，这个中国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当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没有政权，土地河流疆域和平民百姓就都不存在了吗？政权代表不了国家，不能代表祖国。”
一个国家必有其立国原则。美国建国时间虽短，但有“天赋人权”为本；中国源远流长，故有“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精髓。《黄帝阴符经》开首第一句，或者说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就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意思是，体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历朝历代无不循道而为。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政权更替，风俗各异，能把中国人维系在一起、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使中国成为一个国家的纽带，显然不仅仅是经常变动的地域疆土和朝代政权，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就是这个天道。天道之下，中国人敬天信神，共祭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这才是中国之本，中华之根。
中共短短60多年的暴政，全面和系统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切断了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根。中共以无神论、权力斗争、利益至上等党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又把“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等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发展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中国人，等于是抽掉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内涵。仅从中共和中国两者水火不容的对立性质上看，中共绝不等于中国。中共执政，国将不国，不幸成为现实。
失本必乱。传统文化的断截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引发社会整体堕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切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也就摧毁了中华文明古国。所以老百姓称“十一”为国殇日。
“中共不等于中国”的另一层意思是，中共是一个外来政权，相对中国而言是个异端邪物。正因为中共依托的是异邦马列主义邪说，不为中国故有文化所接受，其政权既非君权神授，又非人民授权，所以它一定要把“枪杆子里出政权”等同于建政的合法性，将暴力和强权等同于“历史的选择”，而且一定要冠之为“中国特色”，其实是中共特色。
实际上，中共的老底和渊源就是苏共的一个国际支部，其存在是苏共选择和扶植的结果。从中共的指导思想、经费来源、长期接受苏共具体指导以及学习发展苏共专制独裁的历史来看，它确确实实是苏共的一个衍生物。后来中共与苏共闹翻，是权力斗争邪恶本性在共产党内部的体现。
由“中共不等于中国”必然导出“亡党不等于亡国”的结论。中共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危害的同时，自己已病入膏肓，临近亡党边缘，解体不可避免。中共绑架中国虽区区66年，但在残害人民、破坏法制、割地丧权、污染环境等方面已罪不可赦。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亡党才能兴国。剥离中共将使中华民族解脱深重的灾难和危机。
国际“去共化”浪潮及其教训
放眼世界，跨世纪的国际“去共化”浪潮已为中共亡党和清算其罪行做了预演和铺垫。
从1848年共产邪恶主义出笼以来，超过一亿人死于共产邪恶的暴虐之下。共产党的种种暴行和其反人类的本性，使其很快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从上世纪末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到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去共化”浪潮，人类见证了共产邪灵由制造无数悲剧开始，至被逐步彻底清除的过程。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德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了著名的“推倒这堵墙”的演说，呼吁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果真应声轰然倒塌。东欧共产阵营发生巨变，共产邪党政权先后土崩瓦解。1991年苏共这个人类历史上首个具有标志性的、曾不可一世的共产政权，作孽73年后终于解体。这个当时无人能预测到的史诗性变化能够发生，除了苏共亡党已成必然趋势外，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卓见、胆识和魄力也是重要因素。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解体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令人深思。当时苏联的退党比例是22%，东德是8.3%，匈牙利居中是15%。今天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已超过2亿1千万。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与中共决裂，说明中共的统治基础已被掏空。也就是说，以史为鉴，中共的崩溃已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曾把东欧共产阵营的瓦解说成是“历史的终结”，其实这在当时显示出的还只是一个必然趋势和共产邪恶主义终结的开始，接下来的是对共产党罪恶的彻底清算。在东欧共产阵营崩溃后不久，前东欧共产国家先后通过了《除垢法》。
捷克于1991年通过《除垢法》。该法规定：曾在共产党政府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任职的人员、线民或前共产党高层干部，5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结果刚当选的16名国会议员中有6人选择辞职，其余不辞的10人，他们的名字在全国电视上公布后被撤职。据统计，在名单公布的5年中，有4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台和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捷克总共清查了30多万人，其中1万5000名前共产党线民和帮凶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德国清查共产党是最严厉的。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即德国的去垢法，详细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的方法。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可以查询自己的档案。德国投入巨大财力复原了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碎片，据此对曾为东德政府服务的各类人员进行了大范围清查。前东德1700万人，被调查的人数达310万。调查结果十分惊人：东德除了有9万秘密警察，还有18万线民；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7万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18万教师中有2万人经审查后被解聘；法官和检察官近一半被免职；4万2000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革职。多个前东德共党最高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被起诉和判罪。
波兰1997年和2007年两次颁布《除垢法》。波兰国内近70万人必须向当局汇报是否曾经为秘密警察提供过情报，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
国际“去共化”浪潮扩展到整个欧洲，甚至北美。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欧洲良知和极权主义”的决议，谴责极权和共产专制，在全欧洲范围内建立“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美国、加拿大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许多国家禁止在公共场所出现共产党与纳粹法西斯的标记。
国际“去共化”浪潮至少给人类两个深刻教训。第一，宇宙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兴衰过程，国际共产邪恶的兴衰如过眼烟云。如今中共也步入末途。中共虽然靠1989年的“六四”镇压躲过了上一波“去共化”浪潮，却无法躲过这一波。苏共和东欧共产阵营灭亡前的特征，中共都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众对中共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相反对中共的仇恨却如干柴烈火。“党员”在公开场所已是使人感到耻辱和被嘲笑的称号，党票和官职只是公开捞钱的手段。从老百姓到党的最高层都无人再信共产主义了。虽然中共接过了苏共的交椅，却处于被人民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过程之中。
第二，宽容本是人类善良的本性。但是对共产极权犯下的累累罪行必须追究和清算，这是天理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是正常国家恢复正常秩序的前提，更是申张正义行使法治的必要程序。德国于1963年开始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下层管理人员进行审判，审判中确立了“服从上级命令即是谋杀共犯”的原则，对纳粹分子实行无限期追责。德国从1997年起对前东德共产党头子进行清算。在“去共化”的过程中，“主谋犯罪”和“服从命令犯罪”都受到了惩治。这对至今仍在充当中共帮凶者是一个严正的警告。
中共灭亡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至今近11年，“三退”人数突破了两亿。这说明，认清中共邪恶，并用行动与之决裂的人群数量已经相当巨大，且与日俱增。这股冲破中共体制、从内部觉醒的力量是中共极为恐惧的，因为这股不断壮大的力量直接体现出中共亡党的现实。
中共亡党之势不仅在中国人眼里日益明显，也使一些本来对中共存有幻想的西方学者转变了看法。曾看好中共应对能力的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2015年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开始进入尾声。”
国外学者的预估与近两届中共高层的判断不谋而合。2008年3月中旬，胡锦涛在回应民主党派议论“官僚特权阶层”时说：“社会上有这样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又能引起社会共鸣，是对共产党发出了危机信号，如果哪一天，共产党沦为官僚特权阶层⋯⋯那就证明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质，背叛了人民，那注定消亡。”
2015年6月中旬，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扩大生活会发放了一份调研报告，其中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报告显示，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平均合格率仅达1/4左右，地方基层单位党委不合格、表现差、需改组的“领导班子”高达90%以上。因此习近平在讲话中呼吁要“勇于承认、接受党蜕化变质事实”。
中共高层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它说明，连中共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已从根上彻底烂掉，已处于亡党的前夜，处境非常不妙。也就是说，中共灭亡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2002年6月在贵州境内发现了2.7亿岁的“藏字石”。这块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释出的信息每一个亲眼看过的人都心知肚明。古往今来有许多与石刻有关的史实，都十分发人深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病死前一年（公元前211年），天落一块大陨石，上面刻着：“始皇死而地分”。秦始皇查不出来是谁做的，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抓来杀了，焚毁了那块陨石。可是秦始皇在第二年就死了，他死之后秦朝分崩离析，应验了陨石的预言。1976年3月8日吉林省发生了一场陨石雨，当年毛泽东等相继死亡。
古诗预言又是一种天意的点化。北宋邵雍遇事先知，料事如神，其留下的《梅花诗》预言了苏共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以及中共的终局。《梅花诗》共十节，前七节预言历史，后三节预言当今和未来。其中第八节预示了共产阵营包括中共的结局：“如棋世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豹死留皮”，也就是苏共和东欧阵营瓦解后，只留下空皮被中共所继承。此时的中共当权者也只是利用共产党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已。“最佳秋色在长安”是寓意中共当权者极力粉饰虚假的所谓大好形势。但秋色再佳也无法长久了。“长安”指中国的京城，也泛指中国。
中共的罪恶使其走到亡党这一步，可以说是它自己打倒了自己，完全是自作自受。
首先，江泽民的腐败治国与迫害法轮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无人能解决。江泽民以自身淫乱和家属巨贪为榜样，带动全党全国的淫乱腐败，又用纵容淫乱腐败来收买拉拢官员，借惩治淫乱腐败来打击和威胁不听话的人，其结果反而使中共官场淫乱腐败恶性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江泽民出于嫉妒利用国家机构和资源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迫害，不但使整个司法系统沦为执法犯法的机构，而且使社会道德迅速下滑，庞大的人群成为迫害的帮凶。迫害中发生了用活摘器官大规模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史无前例，人神共愤，无数笔血债根本无法偿还。中共又将迫害法轮功的手段用于镇压广大民众，激起社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反抗，局面大乱不可收拾，而矛头回头集中对准中共，中共不亡也难。
今天乱局已至如此，中共黔驴技穷，回天无力，保党不能，无人救得了中共。
其次，中共造成了亡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礼崩乐坏，已根本不可能在中共体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中共的体制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滋生屠夫酷吏和大小贪官的土壤；中共黑暗的司法体系本身就是制造无数冤案错案的根源；中共宣传机器散布的党文化以及新闻网络警察的严密控制使宪法规定的言论、信仰和新闻出版自由成为一纸空文。这些问题在中共体制内根本无解，也无法通过中共自身的调整或所谓改革寻得出路。
中共用修补和改善体制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条死路，因为中共体制就是制造和加剧这些问题的根源。
最后，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福祉与共产党的存在是一对天然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从目前民众与官方的空前对立，到两亿多人的“三退”和18万余人的诉江；从到处可见的毒食品假食品，到人人无法逃脱的空气、水污染；从新闻控制到网络屏蔽；从政治镇压到对宗教信仰的迫害；从大小“老虎”贪官盛行到各种社会道德败坏现象，诸如此类，都可最终归结于中共和中共体制的存在，都可归结于中共的作恶。中共已经造成了中华民族今天的深重危机，如其统治继续，也必将毁掉中华民族的明天。
中共必亡，谁保党谁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也会毁掉执政者的未来，除非他们最终选择抛弃中共。
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失败了，中共当然也不例外。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就确定了中共必亡的结局。腐败并不是中共亡党的唯一威胁，中共亡党是天意，是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中共灭亡是即将到来的现实。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抛弃中共，回归中国，是所有明智中国人的选择。#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