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20世纪人类文明曾遭遇怎样的断裂吗？想知道在前苏联、在前东欧、在前中国、在朝鲜、在柬埔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下的“东半球”，曾遭遇怎样的浩劫吗？你只要回头翻看那段共运史，你就会被“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带给东半球空前绝后的人祸灾难所震慑、惊愕、悲号——上亿数的生灵竟在半个多世纪的镇压、流放、劳役、迫害、杀戮、饥荒中坠入十八层地狱！
10月10日至11日，北京大学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并宣布以后将每两年一次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还要在北大校园修建世界首座“马克思楼”，并编撰马克思全集。随后《光明日报》发出了“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穿透历史，向未来宣告”》，单看标题，就吓得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难道我们有健忘症吗？才过去不久的20世纪，正是马克思主义“穿透”人类文明，致欧亚大陆近一个世纪遭遇“共产”的无情践踏，造成旷古未有的人道灾难。21世纪的今天，倘若它又一次“穿透历史，向未来宣告”，这怎么不令早已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毛骨悚然。
果真“马克思主义”曾导致旷古未有的人道灾难？近段时间，我恰好对马克思、恩格斯发起的共产国际和对苏共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感兴趣，也在回顾毛泽东的“运动治国”。结果，我被“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所惊骇：20世纪的人类文明正是被这一“幽灵”缠身，结果，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接二连三制造出人类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这架残忍的绞肉机曾在欧亚大陆残杀并饿死上亿数的人。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此“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人道灾难正是起源“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信徒列宁，就凭借“暴力”建成了世界上号称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即布尔什维克党的“红色恐怖”政权。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拘束的政权”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18年列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发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规定“必须将阶级敌人（包括不同政见者）送往集中营，防止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侵害；必须将所有与白卫组织、阴谋和叛乱有关的人予以枪决”。为此，列宁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1918年9月5日，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为了执行“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指示，列宁授权契卡有权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时都可以开枪镇压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敌人”。自此，列宁将滥捕滥杀完全合法化，使苏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进入红色恐怖时代。此后，随着紧接而来的剧烈动荡的国内形势和白卫军的全面进攻，红色恐怖达到了顶峰，到1922年，这架绞肉机残杀了数百万平民。
列宁曾用恩格斯的暴力学说声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正是凭借“枪杆、刺刀、大炮”，列宁不仅在“红色恐怖”中残杀平民，还在“战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武装力量“强征余粮运动”，导致苏维埃粮食危局。1920年，苏俄在大面积饥荒中爆发了一场斑疹伤寒流行病，夺去了300万人的生命。1921年，苏俄又爆发了一场波及17个省的大饥荒，据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又据俄国作家别尔嘉耶夫所着《哲学船事件》一书的“代序”中记述：“1921年灾荒的规模是空前的，当时官方公布的受灾数字是3300万人。按照苏联史家波里亚科夫的统计，‘1921年遭受饥荒的人数不低于全国人口的20%，超过全部农业人口的25%’”。
据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称：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苏联学者达尼洛夫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证实，苏联在这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有520万人”。疾病、饥荒还迫使约100万人逃离苏俄。
但面对大饥荒中死难的数百万人，列宁仍发动武装力量“强征余粮运动”，因而造成苏维埃巨大的人道灾难。
列宁的导师，著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通过十月政变，看清了列宁为了夺取政权可以不择手段的真面目，于是，在他临终前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在《遗嘱》中说：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列宁死后，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接过红色政权，他又进一步发扬和光大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他号召“彻底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人民公敌、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单在1937至1938年，这个号称苏联的大恐怖时期，130万人被判刑，68万多人被枪决。他还对党政军及中央和地方干部进行全面清洗，中央委员的64%和苏共17大代表的56%被消灭。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一手制造了几次大饥荒，1929至1932年，斯大林发动了一场集体农庄运动，在他与农民的“战争”中，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就有700万至1000万人被饿死。而全苏饿死的人，有学者推算：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30年代大约3000多万人，如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1000万，另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最少死亡人口在2000万，加上乌克兰的1000万，最保守计算，在1932年至1933年的集体农庄运动中，苏联饿死的人数就达3000万以上。触目惊心呀！信仰马列主义的斯大林竟致苏联呈现出一幅哀鸿遍野、人兽相食的惨烈景象。
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50年代后，我们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步苏联国家“红色恐怖”之后尘，又导致空前绝后的国家悲剧。自中共建政三大运动后，共和国人祸灾难不断。农业合作化让农民获得的土地、农具、牲口又被公有；“三反”“五反”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文明、巧妙地消灭了私有制；反右运动将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全部流放、闭嘴；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数千万人饿死；十年文革，更是一场国家的自残、人民空前的浩劫。
在惨烈的苏中人祸灾难的同时，东欧的匈牙利、罗马利亚、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血腥的大屠杀、大镇压。在东南亚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也都发动了大清洗运动。
最令人不堪回首的是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凶残、暴虐不亚于德国法西斯。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曾公费留学法国并在法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回到国内，又加入共产党，他怀抱着要将柬埔寨建成“贫农天堂”的“美意”，幻想在夺取政权后，跳过所有社会“过渡阶段”，“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他信奉“毛式社会主义”，曾两次到中国取经，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发动的前几个月，波布尔特造访中国，他得到陈伯达、张春桥的指点，对指导柬埔寨革命获益非浅。
1975年，乔森潘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见时表示：“柬埔寨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会在过渡阶段浪费任何时间。”
为此，红色高棉以《共产党宣言》为蓝本，提出新柬埔寨的设想：要在十到十五年内实现国家现代化；撤空城市，在农村建立高级合作社，在农田里建设社会主义；取消货币和市场，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就餐；取消家庭……，总之未来的新柬埔寨，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家庭。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农谢还强调：对以上政策，只要有反对者和不满者将一律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据胡贲、黄章晋在《审判红色高棉》一文中记述：夺取了政权又以风卷残云之势改造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当他造访中国，在中南海拜见到他所崇敬的革命导师毛泽东时，激动地说：“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
导师毛泽东则大加赞赏波尔布特而又有老师不如学生之自责：“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又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50年，或者100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找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听众，波尔布特对毛的赞赏、自责和告诫心领神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赠送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更应波尔布特请求，让张春桥组织班子为红色高棉制定了一部《民主柬埔寨宪法》。
从中国满载而归回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又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行毛想实施而未能成功实施的社会改造，此时波尔布特底气十足地宣称：新柬埔寨“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中国是“五年计划”，柬埔寨就是“四年计划”；中国是“大跃进”，柬埔寨就是“超大跃进”；中国对美好未来的许愿是许多年后，而柬埔寨直接从明年开始：“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
在波尔布特眼中，除了中国这个老师，苏共、越共等早就被视为修正主义。不过，很快柬共这个学生也看不起中国这个老师了：中国现在还有工资，还在用钱，还在家里吃饭，还有自由恋爱，还有夫妻生活，还可以养鸡——这些旧社会的象征在柬埔寨统统被消灭了。
“毛主席说‘文革’以后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文革’现在已经停下来了，我们是天天都在搞文革。”
红色高棉的“文革”是将柬埔寨人分成“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柬共攻占金边前已在占领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高棉共和国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等城市居民。“新人”中，凡是前政府，军队的人员要统统处死、凡有西方留学经历的要统统处死、凡是会说法语、识字的、戴眼镜的要统统处死……。除此之外的“新人”就被流放到农村、山区的集体农庄，被“旧人”监督和管制，进行超强度体力劳动。两三年下来，劳累、饥饿和随意杀人致死的“新人”不计其数。
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后，成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在短短的3年中，柬共就通过强迁、杀戮、迫害、劳役等残暴的手段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口近200万人（致死人数有从100万至300万的估计数，在此取的中间数），当时柬埔寨人口在700万至800万之间，其致死人数占到总人口约四分之一。
1976年年底，波尔布特又忧心忡忡地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随即又将斗争的矛头转向党内。在柬共臭名昭著的S21政治犯集中营，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抓进去，其中还包括党内高层领导人，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等，总计约2万人被抓进去，此后仅有6人活着走出来。
波尔布特在执政仅3年多的时间里，就接连发动了4次大清洗，其在党内疯狂地自虐自残令人瞠目，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就处决了10万人。
波尔布特在疯狂杀戮自己的人的同时，还进行了种族大屠杀：2万名越南裔被全部灭绝；43万华裔致死21.5万人；1万寮国裔致死4000人；2万泰裔致死8000人；25万伊斯兰教徒致死9万人，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审判红色高棉》一文中说：“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耶鲁大学的柬埔寨大屠杀研究项目的估计数据是120至170万，大赦国际的估计是140万，波尔布特自己承认的非正常死亡数是80万，而他的副手乔森潘则承认有约100万人死于非命。”
此文指出：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这可能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没有战争和大规模疫病的情况下，人口非正常死亡率的最高记录。即使是二战中的苏联，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率也无法与之相比。
正是波尔布特这种极度疯狂和暴虐，导致物极必反，它自己的生命也一瞬即逝，“柬埔寨民主共和国”仅仅存活了3年零8个月。
1917年11月，当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象“幽灵”一样出现在世界时，人类就开始被分裂成东西两半球。西半球继续沿工业文明的演进，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向资本主义中级阶段发展；东半球则被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臆想、暴力革命的信徒引向红色恐怖的“苏维埃”，上演出一幕又一幕以断裂人类文明与毁灭生命为代价的“乌托邦”悲剧。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徒，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忠诚信徒，毛泽东则全盘照搬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模式，拉科西、金日成、波尔布特们都坚信《共产党宣言》中声言的：共产主义“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于是，东半球各国的“无产阶级”成了“这个社会的掘墓人”，一切从“旧社会”过来的有产阶级、有识阶级（知识分子）；一切不相信“乌托邦”的、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都被“专政”、被杀戮、被送进地狱之门。
马克思主义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断裂不断进化的人类历史进程吗？毁灭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吗？？残杀人类智者的生命吗？？？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跋涉过20世纪的艰难历程后，我终于顿悟：正是马克思主义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欧亚大陆恐怖的赤色风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乌克兰、立陶宛、东德、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中国、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都被席卷进去，从而致上亿人在“红色恐怖”中，在疯狂的集体农庄、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今天，我们还敢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在近一个世纪前，共产国际正是借助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强劲势头，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北大成为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自此，“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陆肆虐……其亿万生灵涂炭的人祸灾难，不堪回首。
北大，你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又是当今中国文化荟萃的殿堂，应该有做人最起码的良心呀！
2015年10月21日撰写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