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法院日前在《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支付赔偿金。
一
众所周知，在中国，非法集资是一种罪名，被写进了《刑法》，然而仔细推敲不难明白，这个罪名其实非常荒唐。自古至今，从道德上讲，民间的借贷都是被允许的。在古代，还允许私人开银号，不少银号开得非常大，有连锁店，而且信誉高。如今，金融被官方垄断，存款利率极低，而贷款利息却很高，致使银行成为暴利行业。
两年前，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以非法集资罪判处死刑，舆论大哗，各界人士都对曾成杰的遭遇表示惋惜、同情。曾成杰是一位讲诚信的企业家，遭到打击，完全是因为官方要保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
自20年前，中国开始有民间、境外资本进入银行业，诸如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等商业银行，但其后都有太子党的影子。在中国，要想进入银行业，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最近两年，当局开始允许民间开办金融机构，融资公司应运而生；然而今年5月以来股市暴跌，当局即派公安进驻金融机构，可见国家对金融的管制。
安徽高院此则“非法集资案”的道歉公告说明，以往的“非法集资”罪案都是冤案。其实许多所谓“非法集资”者，都是讲诚信的商人，仅是因为资金周转不开，而又得不到国家银行的贷款，才被迫冒险于民间集资。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的信誉也都可靠，否则人们也不会将钱借给他。比如杰出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他的人品、信誉天下皆知，2003年，他因为向乡亲们集资发展企业，被当地法院以“非法集资”判刑3年。国家垄断金融，民间企业得不到贷款，被迫在民间集资，而国家为垄断金融，即将他们治罪。可谓是天下奇冤。
当然，也有此类情况，一些集资商人因为生意亏损，结果无钱还债，借款者拿不回借款，于是报案。商人无法偿还债务，官方当然可以介入，但是应该以调解为主，除非是当事人赖账或是诈骗。无论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国家放弃金融垄断，实行开放，允许私营银行，如果商人、企业家能够从私营银行贷款，自然也就不会用更高的利息，于民间“非法集资”。
二
安徽省高院能够就冤案，公开向涉案人道歉，并给予赔偿，值得肯定。然而，冤案是如何酿成的？不可否认，冤案和错案无法全然避免，即使是在高度法治的欧美国家，也有冤案、错案。然而，在当代中国，冤案、错案、假案比比皆是，更不可原谅的则是，司法部门及人员明知其是冤案，却照样治罪判刑，这包括：“党”的政治需要定罪；领导指示定罪；为邀功定罪；贪腐定罪；收人情定罪，等等。司法已全无公正，沦为私器。
自1949年以来，各种运动、文革，无法无天，数以千万人——甚至包括中共高官，被蒙冤下狱、处死、虐杀。改革开放后，胡耀邦为上百万人平反，政治一度呈现开明的气象。然而，胡、赵被清洗，“六四”血涂广场，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断绝，司法一溜烟儿地倒向腐败，“刀把子”论重新出台，政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成为当局重点打击对象。前不久，当局悍然围剿律师，两百多位律师被传唤，数十位律师入狱，可谓是习新政依法治国的奇观。
安徽省高院的道歉的确值得肯定，但是这还只是个案；如果每个地方法院都能像这样，中国司法将会公正很多。但是，在司法不独立的当下，这是没有可能的。司法是党的“刀把子”，这一属性不会改变；
而此性质不变，中国的司法也必然仍是：“党”的政治需要定罪；领导指示定罪；为邀功定罪；贪腐定罪；收人情定罪。总之，中国的冤假错案仍然会源源不断，当局对之是无所顾忌。
郝劲松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常被错误羁押多年，他们遭受的不仅是财产损失和自由侵害，还有精神压力和名誉损害。”“安徽高院只是一次道歉，全国冤假错案的受害者那么多，有谁向他们道歉呢？很多人就走上不归的上访路，为追求一个清白而常年奔波在家乡和北京的路上。”张科科律师认为“各级法院受地方党政领导的行政干扰太多，无法独立审案件，这是中国大量冤假错案频发的一个根源。”
的确，偌大中国，冤假错案太多太多，这是体制问题。只要不实行宪政民主，不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让司法独立，不设立严厉的追责机制，那么再多的法院道歉也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的法制现状，今天放了被冤的张三，明天遵纪守法的李四、王五照样会被扣上犯罪的大帽子。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