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29日讯】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汪建华，2年前开始调查中国南方东莞和深圳的农民工与帮派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组织化趋势，隐而不宣的地下组织如同蛛网一般密布整个城市。而帮派跟警方之间则是利益共生的关系。
2013年的珠三角，上演着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帮派故事。从小乡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怯怯地进入大城市里，却被霓虹车流晃晕了眼。同乡会、行业商会、甚至犯罪团伙，或是网路游戏公会，只要是能给予庇护和归属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轻人。
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汪建华，在这里经过半年的调查访问后，写成了一篇1万3千字的论文，与其他青年学者关于工会、NGO研究一起，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调查报告，2014年12月16号在北京发表。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表示，在深圳和东莞有很多外地人，他们在这里没有任何保障，因此就寻求来自外部的保障，特别是老乡。比如河南人，湛江人，广西人，湖南人，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帮派。
在东莞和深圳，常有很多纠纷发生，包括工人跟老板，当地人跟外地人，或外地人之间的纠纷。这些纠纷就会需要外部或内部的人进行调解甚至保护。刘开明认为，帮派是政府失效的一种副产品。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刘开明：“实际上是在政府治理失效，治理不好的时候，老百姓要寻求一种外部的保障，我们叫‘亚社会群体’。就是一种政府秩序的替代者。所以我们很难用‘黑社会’来形容。”
深圳和东莞有80%以上是外来人口。但是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公租房，子女就学，医疗等所有公共服务都跟不上。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更大，处于更无力无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寻找体制外的力量来保障自已，因为无法指望中共的体制。
刘开明表示，在深圳和东莞，当地警力的配置跟目前人口的数量是完全不匹配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可能大量使用一些制度外或体制外的力量。汪建华的报告也说，15万名治安员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
刘开明：“那么这种力量在使用过程中，比如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汪建华的报告里面，很多帮派小头目都是当地治安员或派出所协警。这些人实际上都不是体制内的，是体制雇佣的临时人员，他们本身也是外来人口。他们在这种体制里面，可能可以利用体制的身份获得一些不当的力量。”
汪建华看到，在一个人口几十万的社区里，警察只有6、7个，治安员成了老板们最常见到的“执法者”。汪建华结识的一名化名阿华的治安员就曾在帮派里混过，现在已经“金盆洗手”。
汪建华在论文中说：“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会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
刘开明透露，很多政府雇佣的临时工作人员，就是帮派头头。
刘开明：“比如某一个地方娱乐场所比较发达，官员可以去收取贿赂，然后帮派提供保障。那就是一种利益共生的关系。12.12帮派帮助政府官员跟当地娱乐场所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因为很多帮派都有成员在派出所或者村委治安队工作，有一种联系的渠道。”
据一个深圳黑帮头目曾告诉汪建华，在东莞可以卖毒品。在惠州淡水卖淫，国家都不管，卖淫已经公开化了。在东莞和凤岗，可以明码标价。
这种现象是否可以称之为警匪一家？刘开明认为是。
而什么是白社会，什么是黑社会？汪建华引用了一个从山东老家来深圳打拼的小头目阿光的话：“戴上墨镜就是黑社会，摘下墨镜就是白社会，关键取决于你怎么看。”
采访编辑/秦雪 后制/陈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