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东方靖综合报导）8月22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上，中共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正式发布。随即，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再次在中共官方媒体为中共器官移植“洗地”，称“每年3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并称移植器官“全球最便宜”。
外界注意到，这是继今年三月披露周永康与器官移植黑幕的关联后，黄洁夫再次就被世界谴责的器官移植黑幕表演“此地无银”，为活摘器官惊天罪恶欲盖弥彰。
黄杰夫自曝器官移植“三大特点”
黄洁夫另外一层身份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称，“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移植，2015年已实现捐献案例1590例，大器官4414个。”
不过黄洁夫自爆，中共移植器官“全球最便宜”，“未来中国器官移植的费用，跟世界相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量的。”
黄洁夫自承，“2015年前，器官移植来源是依赖司法渠道，跟公民没有关系，也提不上台面，现在公民捐献是公开透明的，费用问题就可以说出来了。”
报导“此地无银”似的辩称，曾经作为唯一系统性使用死囚器官国家，中国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黄洁夫说中国器官移植跟世界相比有三大特点：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量。一向医疗水平马马虎虎的中国大陆，为何偏偏在移植领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呢？
有分析认为，实现这三点，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有一个无本万利的庞大的器官移植库，自然最便宜；还得是一个活体器官移植库，随叫随到，便于配型；当然，活体的器官，也就是最健康的，加之长期不断练习纯熟的器官移植医疗队伍，再加上令世界望尘莫及的毫无道德伦理底线的体制保护下的科学研究，当然就能达到高质量。
据大陆媒体报导，2013年被判刑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2003年至2008年在担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时，他成立了所谓“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开始对人体器官移植做研究。2006年9月17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还授予王立军“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其颁奖成果之一就是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王立军在颁奖大会上“感言”：“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也就是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
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泰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中心的主任亚瑟．卡普兰教授称，这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简直“令人发指”。因为注射药物后这个人其实并不能马上死亡，随后的活体摘除其实就是“现场杀人、活取他们的器官”。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
以往中共极力的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国际间对于中共大量器官移植来源无法交代质疑声浪不断。2007年1月11日，毛群安官方代表始承认中国摘取死刑犯器官。自此之后黄洁夫频频利用媒体向世界发布消息，直接、间接的一口咬定“中国器移植来源来自死刑犯”。
中共官方从极力的否认使用死囚器官到一口咬定器官来源是靠死囚，其用意何在？
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纪录，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1616人；2013年4月10日“大赦国际”最新发布的2012年世界死刑状况的年度报告，由于中共政府历来对执行死刑的人数保密，无法得到准确数字，大赦国际估计，去年中国有数千人被处以死刑。而死囚器官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的限制，利用率也不过百分之三十。
此外，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2003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0”，2006年仅有二十二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
在中共官方所说的死刑数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中，以及在“活体捐赠”还没什么影儿的2003-2006年，器官移植数量却从几千例陡增到一万五到两万例，这突然升起的器官移植的蘑菇云又是怎么回事？
而从大陆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显示，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一万二千至二万个死刑犯中挑选。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约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二千人做肝移植，那么其余的人又是从何处得到肝脏的呢？
从数据上的比对就可得知，光是靠死刑犯器官的模式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过去十年来的器官移植发展轨迹。
2009年12月7日，长篇调查报告《“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在网上发表，报告以不争的事实、全面的证据、精辟的分析揭露了中国大陆近年来突飞猛进增长的器官移植市场上令人发指的黑幕。
2006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针对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进行了多方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他们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
《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针对中共活摘器官之事，曾进行了三十多个证人采访。葛特曼认为，中国摘取器官的罪行2006年达到高潮，现在仍然在继续。按照葛特曼的信息，到2008年，最少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导致死亡。葛特曼还发现，其他团体人士如西藏人、维吾尔人和一些基督教团体人士也成为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受害者，只是数量没有法轮功学员那么多。
黄洁夫自爆“周永康与器官移植黑幕关联”
2015年3月15日，《凤凰卫视》推出《黄洁夫：周永康落马打破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链》的短片和文字，第一次公开把周永康和国际社会调查多年的器官移植黑幕联系在一起。
在问及“死囚犯”到底是什么定义，到底哪些人被官方当成“死囚犯”而被摘取器官及器官移植的巨大利益分配时，黄洁夫说：“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应该是去年是最关键的一年。”
黄洁夫接下来说：“没有这个打老虎、打苍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宣布取消这个，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黄洁夫还透露说：“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实际上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主席跟克强总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的。”
虽然黄洁夫极力掩盖庞大的移植器官市场还有其他来源，但中共体制内许多高官是知道的。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14年公布的录音证据，中共军方总后勤部前卫生部长白书忠去年9月向调查员透露，活摘器官的事是江泽民亲自下令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