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06日讯】近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场裹挟着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被历史学家称为“十年浩劫”。这场由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手发起并主导的政治浩劫，让疯狂崇拜毛的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原《炎黄春秋》总编杨继绳在他撰写的一篇反思“文革”的长文中提到了一个事实：中共元老叶剑英曾在中共高层的一个会议上，披露了文革中遭受迫害而死亡的人数——逾2百万人非正常死亡，逾50万人失踪。可谓空前绝后、骇人听闻。杨继绳认为，这场浩劫的起因，并非单纯的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而是基于中共政治信仰的“道路之争”。
2013年11月30日，杨继绳在《记忆》第10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的反思长文。文章着重讨论了文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中国人为文革付出的沉重代价。
文章提到一个足以给所有人带来强烈震撼的历史细节：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文章这样描绘：文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文革也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直到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
为何在中共建政仅仅十几年的时候，就在中国发生了这样一场充斥着暴戾与血腥的空前绝后的政治浩劫呢？
杨继绳认为，这场巨大政治灾难产生的根本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因为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使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毛就发动文革来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但杨继绳认指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不可否认，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文章表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毛泽东以马克思那套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为了建成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他试图用强权来改变人性。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就是扭曲改造人性，为毛心目中的乌托邦清理基地。
文章写道：“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按他选择的政治道路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而为这条道路扫清障碍的文革，又再一次制造了人间地狱。这就像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他撰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乌托邦主义的论述——“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杨继绳在文章中写道：“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章表示，中共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中国人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正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当年都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到文革中的。
“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文章这样写到。
文章分析，中共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按照这个意识形态的认识，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应当被清除。
因此，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人们在屠杀“政治贱民”的时候没有任何负罪感。
“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文章表示，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在那个年代，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记载：1984年5月，中共当局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组数据与叶剑英披露的数据有所差距，虽然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不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
文章最后写道：“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