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03日讯】（大纪元美国加州电）十几年的漂泊和流亡，从故土到异乡，从中国到海外，她曾经当过餐厅招待、厨师、户外领队、乡村图画老师、平面设计师……她的亲人朋友不知道她活着还是死了。
现在，她年已不惑，却仍然直发披肩，眼神清澈，仿佛仍然是二十多年前《羊城晚报》综合副刊里那个才情横溢的美术编辑。
文人家庭里的叛逆才女
她在中国的名字叫黄于杨，70年代出生于中国南方一个典型的文人家庭。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原广东人民出版社《随笔》杂志的主编，母亲是《羊城晚报》编辑，“于杨”是她父亲曾经用过的笔名。
但是，原本优越的家世在那个“文化革命”年代似乎成为一种耻辱和不幸。黄于杨的父亲曾背负“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挂上70斤重的牌子批斗，蹲过牛棚入过狱，母亲在噩梦中的尖叫常常将小于杨从夜半沉睡中惊醒。
和中国当时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黄于杨父母亲将恐惧和绝望藏在心底，将头低到了尘埃。而黄于杨虽然秉承父亲文才，11岁时就曾在杂志上发表诗歌，但是自卑和压抑却使她长成了一个叛逆加颓废的少女。她留着男孩子般的超短发式，目光时而犀利，时而犹疑，一副看透红尘却又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倦怠神情。
黄于杨在华南师范大学油画专业毕业后，进入《羊城晚报》综合副刊做美编。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一位艺术家邻居的建议下看了一本改变命运的书——《转法轮》（卷二），这是当时中国榜上有名的畅销书。她不再迟疑，决定修炼法轮功。
她无法形容自己内心产生的震动，但是短短几个月发生的巨大变化呈现在她身上，让人不能忽略——她的五官变得柔和精致，气质从容优雅，还留起了一头黑色长发。
《羊城晚报》的二版头条：《老少皆炼法轮功》
“发生什么事了吗？”同事们非常好奇。黄于杨告诉他们，因为自己炼了法轮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赞扬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功相当流行，据说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炼。黄于杨告诉同事，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对祛病健身、返老还童有奇效。
主管非常感兴趣。自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亲临长春观看法轮功炼功盛况、并给予“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评价后，包括中共团报《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官方媒体都有对法轮功的正面报导。随后，主管派教科文部的两位记者和黄于杨一起骑着摩托车赶往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采访，用镜头记录下1998年11月8日那场有5,000多人参加的法轮功大型晨练。
黄于杨和记者拍了很多，后来有两张照片被选中，一张是一位93岁的老人面带祥和双手合十，一张是三岁半的小姑娘在打坐。这两张照片发表在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的二版头条，标题是《老少皆炼法轮功》，黄于杨为自己取了“晓明”这个笔名。报导文字中还提到了，广州皮革迪威有限公司统计员林婵英在修炼法轮功以后，高位截瘫神奇治愈恢复行走的事例。
“办公室里马上就像炸开了锅”，黄于杨这样形容报导引起的反响。羊城晚报接到很多读者电话和来信，这份当时发行量达到150万份的中国第一份晚报让很多人了解了法轮功，其中很多人因此走上修炼，两位记者采访回来后都看了《转法轮》。
这篇报导已经载入历史。
发表于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二版头条的《老少皆炼法轮功》。（大纪元资料照片）
这是黄于杨唯一的一次记者生涯，短暂而辉煌。她因此与照片上小女孩豆豆的妈妈结为终生挚友——樊红是位画家，后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过各种迫害，面对锁链、手铐和铁窗毫无畏惧。多年以后，樊红也辗转来到海外，与黄于杨在美国奇迹般重逢，小姑娘豆豆也早已长大成人，在一所大学主修小提琴。
抹黑法轮功是“人渣才做的事情”
1999年4月25日，发生了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上访事件。从那以后，媒体被下达了封口令，不再报导法轮功，黄于杨的主管还因为98年的那篇正面报导专门做了检讨。
黄于杨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但是她所在的官方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以一贯的敏感嗅觉搜寻着中国历次运动到来之前的不安气息。6月10日，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于一身的最高独裁者江泽民，秘密成立了610办公室，专门“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并派出超过3,000多名安全局特务在中国和国外调查法轮功。
从七二零开始的正式镇压是以民间大规模抓捕和媒体大面积公开批判为标志的，黄于杨的父母和同事对文革式的批判语言和风格并不陌生，每个人都清楚，江泽民的“文革”已经降临。在镇压发生的一个月内，中国国内的每家全国性媒体都必须发表300-400篇文章攻击法轮功，在羊城晚报报社，即使副刊也被下达了任务指标。
要闻部的同事拿到任务指标时甚至低声爆了句粗口，抱怨“这么人渣的事情为什么要轮到自己去做”。黄于杨发现他们用消极抵抗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情愿，能不做就不做，尽量踢给别的部门做。
不停滚动的印刷机发出的轰鸣不再让黄于杨感到欢快——她感到恐惧，和父母一样的恐惧使她发现自己的弱小。但是，她还是决定伸出自己细瘦的双臂，去阻止那部机器毫无理性的转动。
她拿着文章去找主管，指着其中一段抹黑文字问主管，这是不是在造谣？主管不仅答应她可以删掉这段不真实的文字，还授权给她，以后这样的事情不需再请示，直接删掉好了。同事们都尽量保护她，“学习”、“揭批”和签名之类的活动一次都没有叫过她——这也是黄于杨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但是，覆巢之下不会有完卵。当2001年官媒炮制了“自焚事件”后，黄于杨的父母向《羊城晚报》告发了她。报社变相开除了这个年年获得好版面奖的美术编辑，当地610和公安都准备抓她。
黄于杨不得不离开了羊城晚报报社。后来，她离开了广东，还离开了中国。
后记
2009年，黄于杨结束了在中国的流浪生活来到海外。她在加拿大温哥华街头禁不住嚎啕大哭，这是刚刚品尝到的那一点点自由滋味在心头激起的巨大回响。
她想改名，她说“于杨”这个名字太沉重，充满了悲伤的记忆。丈夫说，你就叫伊莉莎白吧，神的承诺。
黄于杨很喜欢这个名字。她说如果真的可以穿越时光，伊莉莎白会轻轻走到1999年七二零时在办公桌前迷茫无助的黄于杨身边，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别害怕，你会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2013年，她和丈夫把家安在了阳光充沛的美国加州。她在这里发表了欢快的文字，她把它们叫做“摆脱了中共邪灵之后的喜悦吟唱”——“自由，自由，我们历经寒冬，经过千辛万苦，就是为了和你重逢。”
她还渴盼和父母重逢，和过去的同事上司重逢，渴盼他们也和自由重逢。黄于杨说，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克服恐惧，才能走出囚徒和犬儒的困境。
她常常祈求上天——请给中国人一点时间，请给中国的文化人一点时间。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