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以来，大量争议集中在水价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史无前例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在经济上是否可行，是不是赔本买卖。其实主导工程的专家学者们早就知道这是个赔本买卖，有位专家说了句把中国人耳朵都磨出茧子的豪言壮语：“不能祗算经济账”！这位专家是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徐新宜，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为了驳斥诸如成本过高、污染隐忧、受水地区不愿用水等质疑，发表了他的意见：“当下的很多观点仅仅是战术层面的争论，理性地看待和评价南水北调工程，需要从战略层次重新认识这一国家工程的深远意义。”据报导，许新宜先生“深度参与了南水北调工程规划设计、研究论证等一系列工作。”在他看来，“南水北调工程不是为了调水而调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置办的水资源‘家底’，旨在为缺水严重的北方地区提供坚实的供水安全保障，解除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后顾之忧，推动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不能只算经济账。”“每个地区水资源用量都有一个基本负荷，这一部分主要是依靠当地自身水资源解决，我们称之为水资源承载能力。当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爬坡阶段，用水高峰来临时，调水工程就成为供水的保障。”许新宜认为，当下很多人包括部分业内人士对于南水北调的长远意义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如果我们仅仅把南水北调作为一项简单的供水工程，把每年调多少水作为工程目标，很多问题都解释不了。”
经徐新宜先生这么一说，许多问题就顿时可以解释了。
你们早就知道是赔本买卖，到现在才说，这不是存心欺负人吗？你们说这不是“战术”问题，是“战略”问题，这是一场战争吗？我说“你们”，因为徐新宜的同伙或同志不少，至少还有一位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20年前就开始担任原国家计委、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论证”项目规划组专家，也是一位“深度”参与者。王浩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要像防止战争一样减少跨流域调水。战争是解决问题最后的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这句话使人产生误会，以为他是跨流域调水的反对派。可惜他又说了这么一句话：“南水北调是中国水情的必然选择”。这两句话合起来的意思，大概就是：南水北调是一场“必然”的战争。我是否误会他们了？想来想去，多半没有误会。他们确实参与了一场战争，他们的敌人是大自然或生态平衡。虽然他们使用着时髦的科学的词句，穿戴了学者的冠冕衣装，但骨子里仍然是“战天斗地”的极端革命派。毛泽东几十年前随口说了句南方水多，北方水少，他们居然就真是遵循遗教，逆天而行，硬把南水北调干成了！忍不住要借用柴静的一句名言：“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毛泽东的嫡传子孙，是反对改革，把中国拉回计划经济时代的旧势力。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是毛式语言。但他们确实在反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经典：“市场是调配资源的最佳方式。”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天津引黄工程的文章，一位网友跟帖说，他们是“计划经济，计划生育，计划死亡，计划河流，计划大海，计划月球，计划宇宙，人定胜天。”——说错了吗？一点也没冤枉！徐新宜先生说：“生态安全要下好全国一盘棋”，南水北调“更长远的意义在于构建‘四横三纵’的全国水网格局”。多么熟悉的语言！多么宏伟的气魄！——谁给他们的这权力？向大自然开战，争先恐后地上超级工程，现在集举国之力，耗资数千亿，千里迢迢引来的长江水却卖不出去，最后两手一摊，说你们统统是庸人之见，没有“战略”眼光，这是一场“必然”的“战争”！不要祗算经济账，“要下好全国一盘棋”！为什么不早说呢？现在我们才终于明白：花几千亿资金，不过是给你们在棋盘上画了两条线！
“市场是调配资源的最佳方式”，市场也是配置生态资源的最佳方式。既然你们说北京比以色列还要缺水，为何硬要用行政手段在世界上最缺水地区兴建最大的城市？莫尔的乌托邦早已取得世界范围的伟大失败，但在中国又一次悄悄返魂。政客、学者们下的这一盘南水北调的大棋，无非是以政治权力干涉经济活动。市场经济里的行为主体要承担后果，无可推脱；计划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一般不承担后果，惩罚转嫁给人民。这种差别的存在，遂使计划经济成为资源浪费型经济。我们一次又一次痛苦地恍然大悟地发现：在莫尔的乌托邦原型里，早就隐含了一个假定，即：那些拥有决策权力的“老人们”是“大公无私”的。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老人们”则有着个人的欲念。当我们把经济生活的决定权交给了“老人们”之后，自己就很难不沦为“老人们”实现某种目标的试验品、工具和奴隶。巴枯宁早就洞察到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制度“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并指出：“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人民意志的表现。”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