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除了政府官员和城管以外，“警察”，可能是当下挨骂最多的一个职业了。近期成为舆论焦点的太原警察王文军粗暴执法致讨薪女周秀云死亡一案，和黑龙江庆安县警察李乐滨滥用枪械打死访民徐纯合一案，在人们本就对警察这个职业乌漆抹黑的印象上，又涂上了两道黑黑浓浓的印迹。
与这种对警察职业越来越低的评价相伴随的，是来自于警察内部的委屈和抱怨。重庆律师游飞翥来到庆安欲找李乐滨质询其击毙徐纯合的现场情况，却遭遇野蛮拘留。刚刚获得自由的游律师在其微博上记述，当时负责审问他的警察跟他说：他“找李乐滨是挑衅，是对全国警察挑战”。这个警察所言恐怕代表了不少警察对舆论谴责枪杀徐纯合案的态度。6月9日央视《新闻1+1》节目聚焦河北肃宁县一场特大枪击案，主持人白岩松在事实未清的情况下，使用中性词汇“死亡”，回避用“牺牲”一词定位案件中被打死的警察，更是引来警界，特别是基层警察的比较激烈的反弹。
民众与警察间的对立越来越突显，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两个本不该有隔阂的人群之间的矛盾，它是中国社会价值观严重撕裂的一个表征。但我们看到，彼此间的谴责和对抗并不能达到使这种撕裂的状态弥合的目的，有意义的做法应该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基本价值层面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拆除横亘在双方间的阻隔之墙，辨明并抵制离间彼此的势力，这样才可能重建相互间的信任与理解，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公正、整合与和谐。
警察，本该是一个受到全社会尊敬的职业，为什么会受尊敬呢？因为警察是代表政府，代表权力，在民众无法以一己之力抵御伤害与危险时，给予民众以保护和支持的最主要力量。警察处在政府与民众中间，他一方面是政府命令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他被政府赋予了保护本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使命。那么对于“警察”来说，是谁赋予这一职业存在的根基呢？是政府，还是民众？“警察”的本质到底是国家权力的机器，还是民众利益的保护人？他到底是把服从命令做为天职的冷面打手，还是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当作自己崇高使命的英雄？正常情况下，这几种不同的表达可以和谐的统一在“警察”这一职业的内涵里，但当权力的利益与公民的利益产生距离甚至相互矛盾时，上面的选择题对于警察来说就会变得异常尖锐起来。
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这个难题。一个是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在政府与公民两者的关系上，政府是公民组成国家后的衍生物。公民出让有限的权利与价值交由政府，目的是要求政府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秩序，所以我们可以说，政府是靠公民养活的。从这一角度看，警察作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自然也应当把维护公民的利益作为其职业存在的根本理由。
除了政治角度，还有一个人伦道德的角度。“道德”就好比水，他谦逊温柔，无声无形，却滋养衍生着万物。人类社会没有了道德，就和自然界没有了水一样，就会在粗糙、凋敝、坚硬、风化中毁灭掉。可是在当今很多中国人的眼中，伦常道德是一个非常无力的词汇。经历过数十年惨烈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人被由一个最重礼仪伦常，最重风俗教化的族群转化为只相信武力征服，只信赖强权管制的野蛮人。而这种观念在警察行业就更几乎被视为公理。人们以为警察的本质就是惩戒，就是恐吓和震慑。很多警察的自我定位就是“强权发威时的拳头”，并且以此种定位自豪。没错，警察应该是强有力的，但这种强力本身并不值得骄傲。当强力与道德割裂，强力就必然会走上恃强凌弱的错误道路。警察的强力只能是用来保护社会道德的，这种强力的使用必须以弘扬光大人类的优良品性和主持社会的正义为目的。
然而警察职业的错误定位由来已久，当共产党在中国建政，就粗暴的把警察的性质界定为国家的“暴力机器”。虽然也宣传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实质上却是把警察当作它对内威吓、镇压民众的“军队”来看待的。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超集权政权，它不仅垄断国家全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而且还要用各种卑鄙的造谣和残忍的手段摧毁打倒风俗伦常、礼仪道德，用“假、恶、斗”的思维对中国人进行“灵魂深处”的改造。一个把全国人都视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实验品，都视为自己权力的所属物的政权，更不可能一丝一毫放松对自己组织内部的武装力量——“警察”——的控制力。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市场放开，中共官场的腐败愈演愈烈，特别是1989年一场杀戮，绞杀了国人对清廉政府的希望，权力寻租此后更发展到肆无忌惮、明抢豪夺的地步。警察行业的腐败自然也是无可避免的。再到江泽民时代，因为突然发动针对全国上亿人的迫害法轮功运动，“警察”一下子成了它实施迫害的最得力工具。周永康任政法委书记时，以所谓“维稳压倒一切”的口号，实行对法轮功学员及各种维权者的残酷镇压。十几年来，全国警力大增，正规警察外，更招募无以计数的缺乏有素训练的“协警”“辅警”。警车遍地，警务装备迅速升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国家”。身处其中的警察们，可能会片面的相信权力的谎言：以为这一切说明警察这个职业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警察的地位在提升。但事实却是，警察的地位并没有提升，而是这个政权为维护自己脆弱的权力，在不断扩大着对社会的打击面。警界，正是在这样的恶政恶法的操控和欺骗下，慢慢褪变着对自己“正义维护者”的定位与认知，以至对这个社会、对民众充满了敌意也不自知。
2013年11月，《中国警察网》论坛发表署名“长夜孤灯”的一名警察的文章《让警察职业回归本位，才能真正体现“为谁用警”》。此文对警界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文章认为：“在当下征地拆迁、信访维稳、劳资纠纷、医患矛盾等等这些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上，可以说无处不闪动着警察的身影，……其实，所有的这些都不是警察的职责所在，更与‘正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且这些问题也绝不是警察这个行业可以解决的，当警察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出现时，往往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压制问题或拖延问题，于是，警察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费力不讨好、自己都讨厌’的角色，让群众抵触，让自己灰心。”此文观点得到许多读者、包括警界同行的认可。
可遗憾的是，因为长期被中共政权压榨与洗脑，很多基层警察都没有作者“长夜孤灯”这样对自己的现状有如此理性和清晰的认识。结合上面提到的王文军和李乐滨两名警察，王文军为什么眼见周秀云失去生命体征却无动于衷，还野蛮地踩着周的头发？李乐滨为什么在徐纯合已经倒地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况下悍然拔枪？之后面对舆论的谴责他为什么还说自己感到委屈？为什么有那么多警察选择站在支持王、李两名同行一边，而不是认为这两人的言行败坏了警察这个职业的荣誉？
这只能说明，对待反对中共迫害，坚持维权上访的广大民众，很多警察都会不假思考地将其视为反社会分子，而对这些人的野蛮执法也几乎成了一种“惯例”。
即是“惯例”，就成了不必去思考的常态。也许很多警察也有无奈的心理，但这种无奈却无法与自上而下的野蛮暴力相抗衡，无奈隐藏在心底，渐渐的也就被麻木所替代。可人们意识不到的是，麻木最终变成了冷酷，从最开始的承认自己只是暴力强权手中的工具，到最后成为了暴力本身。
可当把思考再向更深一层去挖掘，警察又何曾不是受害者？因为《新闻1+1》报道河北肃宁枪击案事件，网上诸多警察和警察家属写公开信给白岩松。其中有一篇向白岩松大倒苦水，他讲述了在出警现场遇到不合作群众的烦恼，他反问白岩松如果他遇到这样的事要怎样处理？他告诉白岩松每一个基层警察都有非常重的工作量，他说他们都缺少必要的专业训练。那篇公开信写的非常激动，但却失去了起码的理性。因为他在抱怨媒体和公众为什么不体谅警察的困难、艰辛与不足，在他的观念里，认为这些困难、艰辛和不足已足够成为他错杀、误杀一个平民的合理的理由！
有这样一个小寓言：老板训员工，员工委屈了回家训老婆，老婆委屈了骂孩子，孩子同样不敢反抗，把火气都撒在那条可怜的宠物狗身上。人们拿这个寓言比喻中国人不快乐的生存现状。上面那封公开信的作者就是同样的欺软怕硬的逻辑。他被训练被洗脑，以至于他都不会去想一想：警察所有这些困难、艰辛与不足，所有这些问题的制造者都是中共政权。他所有这些苦水，都应该去找这个政权去倾倒；他所受到的很多伤害，都应该找这个政权去讨还公道。
中共政府对警察的伤害还不只这些：它习惯以权代法，随意号令基层警察四处救场灭火、施暴镇压，这才使得基层警察劳顿不堪，而它何曾考虑过要为警察的权益负责；它根本不会愿意为警察设立操作规程，使其执法有据可依，因为它喜欢警察只依附于它的权威之下；而当社会矛盾激化，民间怨声越道危机四伏的时候，它又拿警察来做它的替罪羊，说是整肃警风警纪，却对曾经自己一手造成的腐败混乱的警风一推六二五，不负任何责任；警察整日面对社会的阴暗面，心理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与伤害，政府却仍是一味把各种维稳任务抛将过来，又何曾对警察的身心俱损有所体恤；警察比任何职业都更需要得到正向的鼓励，今天中国的警察可能比任何人都需要看到人性的美好，看到自己工作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这是因为操控他们的本来就是一个残忍、野蛮、嗜斗，单单不知道美好为何物的中共政权，所以他们只能看到仇恨，也就慢慢学会了仇恨，把斗与恨当成自己活着的常态。
文章写到这里，或可以厘清权力、警察、民众之间彼此矛盾的脉络了。很多的中国警察，他们既是害人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将警察作为一个整体来仇视，这不仅不合理，更忽视了制造这些问题的根源。只有从根源处入手，认清警察与公民间矛盾的假象，走出江周制造出来的与全社会为敌的反人类思维，抛弃中共政权的极权统治，共同用善意与理性去达成和解，才可能结束现在这种社会撕裂的状态，让中国回归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