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运动以来，大批的官员和商人携带资金和家属逃亡到国外。规模之大，已经影响到了所在国的经济。据媒体报道，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都出现了所谓的二奶村。可见外逃的潮流已经不可忽视了。
这种贪官和奸商的外逃规模，与西方民主国家外逃贪官的规模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制度性的差别了。尽管中共的媒体瞪大了眼睛，也能够找出几例民主国家里贪官污吏被捕的新闻，大肆渲染。说；你看，西方的民主也有腐败。但在民主国家很少听说有贪官外逃，更别说形成了潮流。
为什么呢？首先是贪官的数量少得多。有人民的千万双眼睛看着；特别是有反对党苛刻而又专业的眼睛看着；又很少有徇私的机会。这样的形势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那就是往枪口上撞呢。只有极少数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干这种傻事。
共产党这边儿就不一样了。一党专政就是官场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也有内斗，但那是家务事。所以维护家规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成为了反腐败的最高机构。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反倒成了外人。
这一下子就杜绝了人民的眼睛和专业的眼睛的监督和制约。失去了最主要和最有动力的制约，反腐败就没有了根。没有了根的运动就是浮萍式的运动，必然会流于表面，水过地皮湿，不可能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式反腐败的现实。
从共产党执政开始，共产党的反腐败进行了几十年。结果是越反越腐败，到现在已经是烂透了。有人比较过分的形容是全党腐败；全民腐败，已经成熟为一种腐败文化了。
虽然广大的中下阶层人民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腐败。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一种夸张了一些的形容。但也反衬出人民群众的无奈和愤怒。
愤怒发展到无奈的程度，就已经接近了临界点。不在反抗中进步；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看见的现实；也是大家都看见的现实。如何改变这个现实呢，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改革政治体制，学习西方人成功的经验。在民主体制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监督下；在民主体制若干反对党的监督下，有效的遏制腐败。让潜在的贪官们不能、不敢以至于不想腐败。我在西方和各级政治家打交道的所见所闻，看见的就是这种不能、不敢和不想的现实。
另一种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选择的坚持一党专政的反腐败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实践了两千多年的失败的模式；也是毛泽东早就又失败了一次的模式。尽管毛泽东反腐败的残酷性仅次于朱元璋的剥皮萱草，也没有真正遏制官场的腐败。仅仅起到了暂时缓解腐败的作用，随着官僚阶层的复辟而土崩瓦解。
这种模式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是因为剥皮萱草毕竟非常恐怖，没人愿意冒这种风险。但是监督制约不力，又给了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极大的想像空间。不仅想像，实践上也大有可为。于是经过几番吃螃蟹的试验之后，腐败就逐渐加速度，很快就蔚然成风了。
现在习近平王岐山选择的一党专政下的反腐败，只能是毛泽东的模式。而且反复强调没有阶段，没有底线。在全党腐败的现实情况下，就必然是人人自危。于是就形成了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观，贪官二奶移民潮，携款赞助法治国家的经济建设。
之所以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个现象，是因为那个时候闭关锁国。和国际社会很少来往，钱多钱少都很难外逃。除了香港离的太近以外，其他地方很少有官员产生外逃的动机。现在不同了，经济开放，人员和资金来往频繁。外逃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正是在这种新常态之下，习近平和王岐山才想到了堵住这个漏洞。作出了追逃贪官奸商的所谓猎狐计划。据媒体报道，为了这个计划，习近平和王岐山将接连访问美国，请求美国帮助实现这个计划。形成对贪官污吏的断其后路的策略。
这个策略在民主国家之间始终都很有效。是反对刑事犯罪的司法行动，向主权之外扩散的互助性的延伸。配合着国内的监督和制约，形成了犯罪分子无路可逃的客观环境。是让贪官污吏不能、不敢最后不想的条件之一。
甚至对专制国家也有制约作用。例如埃及利比亚的独裁政权垮台之后，独裁者们藏在西方银行里的赃款和政治后备金，就被政府下令冻结。这对独裁者们企图复辟的行为产生了实际的制约，也对归还被侵吞的人民财产创造了条件。
所以八十年代胡耀邦总书记为了反腐败，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企图派人和瑞士政府商量，秘密调查贪官们在外国银行的存款。结果被邓小平巧妙地阻止，无功而返。并且成为他在党内被人反目成仇，最终被迫下台的幕后和真正的原因之一。
虽然胡耀邦的猎狐行动是因为内部原因而夭折。但是中共和西方法治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是否能够成功；习近平和王岐山游说美国政府的行动是否能够成功。我将在下次节目里和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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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