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面的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写的，后来出版几本讲儒学的书，总想把它收进去，虽然尽量乔装打扮，题目都用的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商榷”，但都没逃过出版社的火眼金睛，只准鲁迅乱放火，不准老夫点煤油灯。混不过去，只好作罢。发在这里，以示冥顽。
鲁迅先生在1935年发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谈了他对孔子的一些看法。笔者上高中时读到了这篇文章，当时矒矒懂懂，对孔子的情况知之甚少，对鲁迅先生崇拜甚深，人家说啥咱信啥。从那以后，孔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负面的。这些年由于教学的需要，总在搜集和处理儒学的材料，发现孔子不但并不可憎，反而十分可敬。
在今天，鲁迅先生的影响力比孔子要大得多，最近还经常有人引用他文章中的观点，对孔子和儒学进行总体的否定。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他的一些见解谈谈看法。
一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反推过去就是“仇人眼里出东施”了。同样是孔夫子的经历，经过鲁迅先生这样的描述，就显得其人处处不受欢迎，和谁都合不来，一事无成，众叛亲离，暗淡悲凉，但笔者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在少年时期一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但长大后在季氏家任职，日子自然会好很多。此后的一生中，他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坏，在学问上的成就也颇为卓著，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要算响当当的国际名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人视为圣人。鲁迅先生对于他的介绍，都显得味道不对，刻意扭曲事实，明显地有矮化、丑化孔子的主观意向。
1。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由于对鲁国的政治失望，主动弃官出走，谋求到其他国家任职。这本来是他自动要跳槽，却被说成“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听起来倒像是被人炒了鱿鱼。不提人家主动弃官的情节，整个周游列国的积极意义就被抹煞了。我的印象是：自动抛弃一个诸侯国司寇的高官厚禄，愤然不和无道的统治者合作，冒险踏上实践自己救世救民理想的坎坷道路，其人格的高尚是不言而喻的。
2。纵观孔子的一生，在鲁国时，季氏的家臣阳货倒是在孔子面前趾高气扬过，但他不是“轻蔑”孔子，反而是想逼孔子出来做官，为他服务。孔子不肯屈节，其表现是正义的。后来他被定公起用，在国内没有人“轻蔑”他。周游列国时，他一直被所到之国奉为上宾，虽然不获实权，但礼遇还是优厚的，也没有人“轻蔑”过他。晚年回到鲁国，被尊为国老，受到哀公和季氏的抬举，“轻蔑”之事更无从谈起。鲁迅先生说他“为权臣所轻蔑”，并没有事实根据的支撑。
3。孔子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周游列国，希望获得权柄，从而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最终没有能够如愿。他的这种表现确实受到过当时人们的种种非议，例如“耦而耕”的长沮和桀溺、芸田的丈人、卫国的荷蒉者、楚国的接舆、鲁国的晨门等。这些人虽然有种地的，有看大门的，貌视地位卑贱，但都根本不是真正的“野人”，而是一些与孔子持不同的处世态度的隐士，属于有见识的“士”的阶层。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现实黑暗，在这一点上和孔子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他们主张当隐士，洁身自好，孔子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了一种对黑暗现实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他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鲁迅先生说他“为野人所嘲弄”，同样没有事实根据的支撑。这里的“野人”，自然说的是最为基层的平民，这就将孔子放在了所谓“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4。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困，饿扁了肚子，但围困他的人并不是什么“暴民”，而是陈、蔡两国大夫们的人马。《史记·孔子世家》：“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5。孔子学生众多，出色的有七十二人。鲁迅先生却说成“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这是很不公道的评价。一个“中用”，降低了七十二贤的档次，还把那两千九百多人都说成不“中用”的草包了。借用孔子的一段“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竟然生发出“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的独家见解，以显示孔子做人的失败，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恶搞”。孔门弟子中，孔子最为器重的是颜渊，其次像子贡、子夏、子游、曾参、闵子骞、南容、冉耕、有若、冉雍、原宪等许多人，哪个不是孔子“真可以相信的学生”？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们按照对待父亲的礼数，为他守孝三年，而子贡则守孝长达六年，这样的师生情谊，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也十分罕见。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孔子不仅没有教出好学生，而且学生们对他也很寡淡，这是严重地不符合事实的。
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盲目批孔的年轻人，他这样“戏说”孔子，不尊重事情的本来面貌，其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又说：“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
归结起来，这些话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孔子是统治者的代言人，一点也不为民众的利益着想，他为虎作伥，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人民群众早就看清了其走狗本质。照此看来，五四时期的“打到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显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儒家提倡统治者是“民之父母”，要求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民众服务。在儒家经典中，充满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充满了对统治者无道行为的谴责。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站在民众利益方面的，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其主张已经明确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地步了。鲁迅先生说孔子设计的治国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笔者认为他从根本上颠倒了黑白，这也“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
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积愚积腐，激怒了有血性的国人，对权势者恨得咬牙切齿。在这种背景下，原来官为“父母”、民为“赤子”的上下关系理念被扫荡，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的理念。仇官心理、仇富心理、仇知心理被发酵膨胀，人际关系的连续统自然地断裂为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社会进入了激烈动荡的无序状态。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和良知往往被熊熊燃烧的仇恨之火所焚毁，投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自古以来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兴学术。学术在乱世应运而生，其产生和存在的价值就是要给社会开出拨乱反正的药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黑暗动荡，因而促动了孔子主动救世的热情，倡导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连续统，其立足点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要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来规范整个社会，首先是约束那些破坏公理和秩序的统治者，其次也要约束那些破坏公理和秩序的被统治者。追求社会竞争方式的有序性和合理性，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流价值观。为实现秩序和公理的回归，社会付出的作战代价往往非常惨重，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诚所谓“两朝号易千州覆，一将功成万骨枯”。
正因为儒学具有普遍真理的价值，具有“得人心”的效用，任何人都不敢真正地站在他的对立面，所以才有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整体尊孔现象，儒学才会成为人们的“敲门砖”，也就有了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之流的尊孔表演。
阶级斗争的仇恨之火焚毁了人们的判断理性，人们采用了这样简单而荒唐的做法：既然历代统治阶级都尊孔，那么我们就要反孔。进而将儒学的“民本”性质也直指为“官本”性质了。说什么“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样歪曲儒学，割裂民众和儒学的“亲密”关系，造成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这是笔者所不能认可的做法。对于政治流氓们打起尊孔旗号的伪善行为表示愤慨，其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恨流氓而也恨儒学，其做法就不可理解了。难道可以认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的做法吗？和尚自己破了“八戒”，难道是“袈裟”所标志的佛学道理的罪过吗？人们惩罚了破戒的坏和尚，难道还要进而去拆庙烧经吗？
鲁迅先生这样来介绍孔子，既不尊重事实，也缺乏理性思辨的说服力，还为后来的不懂儒学却又猛批儒学者提供了狂轰滥炸的炮弹，不能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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