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6月2日完整版

北京时间：2015-06-03 01:41

【新唐人2015年06月03日讯】【中国禁闻】6月2日完整版

提要
起诉江泽民大陆律师表示：令人鼓舞
天安门母亲遭监控百人联署公开信
翻墙看电影：《没有太阳的日子》记录六四

长江船难中宣部禁媒体自行报导

6月1号，中国发生船难事故，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旗下的一艘名为“东方之星”号的客轮，当晚约9点28分，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翻覆，船上共有458人。截至2号下午3点，只有19人被救出，其中14人生还，其他430多人仍然生死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大陆媒体在事发后报导说，中共国务院将事故定性为“因大风大雨造成的沉船事故”，引发网络舆论不满。

网民“我取个名字是有多难”质疑说：“救援还没结束，就忙着定性大风大雨的错，为谁开脱责任呢？”

网民“樊中雅耶”也跟帖嘲讽说：“庆安枪击案次日，央视就定性徐纯合是歹徒。监利航难，才六个多小时国务院就定性因大风大雨所致。高效高速，中国特有。”

目前，相关报导已经被删除，但是事故原因仍然众说纷纭。

船难乘客家属抱怨官方协助不力

出事客轮上的400多名旅客，多数是上海协和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夕阳红”老年旅行团成员。船难发生后，家属纷纷前往旅行社的各分公司查询情况，但各办事处都紧闭大门，只在总办事处的门外，贴了一张通告，称旅行社负责人已经连夜赶往事发地点。

上海地区还有一些乘客家属，前往闸北区政府求助，但是都被保安拦在外面，有些人冲进去了，也无人接待。

乘客家属抱怨说，官方的信息不透明、协助不足，而有关部门的应变接待能力又太差，紧急预案全然没有或者无效。家属们认为，政府应尽快组织他们前往湖北出事现场，或者起码的安抚也应到位。

长江船难中宣部禁媒体自行报导

目前，大陆网络上有很多网友留言，为落水者祈福，希望有更多的人获救。还有一些网友则发帖质问，为何明知天气不佳仍要继续启航？沉船前船长为何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游轮是否存在设计不合理、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为何搜救进展如此缓慢等。

而中共官方则下发禁令，要求大陆媒体对事件的报导要统一口径。

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报导，被网民戏称为“真理部”的中共中宣部6月1号下发的禁令说，各地方媒体禁止派记者前往事发地进行采访报导，已经派出的记者要立刻撤回，报导要以所谓的“权威媒体”发布的消息为准。

编辑/周玉林

诉江大潮起大陆律师：令人鼓舞

最近越来越多大陆法轮功学员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提出刑事控告，多位大陆律师表示大力支持，认为这很令人鼓舞，也代表大陆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而另一方面，有律师表示，能为受政治迫害、人权迫害的人士辩护，是律师的荣誉。

河北唐山滦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干部杨凤玖，5月26号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寄给了在北京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杨凤玖曾被评为“优秀科技人才”，多次获奖，他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做一个好人，但却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次被绑架，遭受酷刑，并被非法劳教。

如今他在控告书中，要求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按照中国宪法和刑法，将江泽民绳之以法，偿还罪责。

类似这样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最近不断的被寄往最高法和最高检，控诉人有原局级干部；原省教育学院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纪委书记；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他们是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长达十六年的迫害中，他们有的被关了十年；有的受到酷刑、药物摧残；有的家破人亡。

知名南京律师，东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张赞宁教授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控告、起诉江泽民是很正当、正常的。

知名南京律师，东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江泽民是国家主席也好，在野也好，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待遇。如果江泽民犯罪了，那么起诉他是天经地义的。法院也应该受理。”

张赞宁教授是大陆第一个在法庭上，公开指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犯罪的律师。今年4月24号，在为江苏法轮功学员陆秀军作无罪辩护时，他当庭指出了这一点。

张赞宁：“我发现，这个‘破坏法律实施’的刚好是江泽民，所以我在法庭上就指出了这一点。江泽民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就公开讲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你是没有这个权力定谁是邪教组织的，只有全国人大有权力。那么他这个讲法，明显的破坏了《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也就是信仰自由的规定。”

据美国“人权法律协会”在《法轮大法明慧网》发表的文章，江泽民在99年4月25号、29号的信件，5月8号的备忘录，和6月7号的讲话，成为中共下达给各级部门迫害法轮功的指令。另外在当年的7月19号，江泽民在中共省级党委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发布了开始迫害前最后的动员令。这次会议后来被美国内部的外交文件确认，并被维基解密公布。

大陆很多律师支持起诉江泽民。张赞宁教授指出，能为人权辩护，是律师的荣誉。

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知名律师郭莲辉：“到时候我都会署名，要起诉他。我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他。他对中国、对国民带来的灾难太严重了。他一手策划、亲自指挥领导的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就是镇压法轮功么。”

张赞宁：“我跟我的同行都认为，起诉江泽民是很令人鼓舞的情况。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法律意识在提高。我们应当支持。作为一个律师，应当以办政治案件、人权案件为荣，中外的律师都是这样的，这是律师的一种荣誉。”

最高法已经从5月开始实施“立案登记制”，表示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目前越来越多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会不会被立案，成为对中国司法机关的检验。

采访/常春编辑/尚燕后制/钟元

培养娃娃当五毛评：中共走投无路

在“六.一”期间，中共启动10多个部门，在全国各地同步进行所谓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同时，党媒也发文称，网络安全意识要“从娃娃抓起”。评论指出，中共出于对其灭亡宿命的恐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企图把孩子们培养成“五毛”，不过网络的自由特征，注定中共这一招术只能失败。

据中共党媒报导，6月1号到7号，中共网信办、教育部等10多个部门，在全国各地进行所谓网络安全教育，而青少年成为重点教育对像。

报导宣称，这次活动主管部门之多、联动力度之大、推广范围之广，在国家级的网络宣传活动中还是第一次。当局称，下一代的所谓“中国好网民”要符合中共“守法”标准，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传播所谓“网络空间正能量”的“新兴力量”。

全球自由信息网创办人张新宇：“作为独裁统治者，放弃了对儿童的洗脑，它就没有了未来，它也就睡不着觉，到了孩子长大以后，它那个政权就会垮掉，所以独裁统治，排在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儿童从两岁开始就要进行忽悠，那有网络，它就把小孩子培养为它服务嘛。”

署名国平的评论员，在《新华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说，网络安全意识更要“从娃娃抓起”。

不过，时政评论员蓝述指出，由于网络本身的自由特性，中共这一招术注定只能失败。

全球自由信息网创办人张新宇：“孩子他也不是只跟老师讲话，只跟学校讲话，他还要跟他的家人讲话，跟朋友讲话，现在信息发达，孩子自己也上网，你让他培养长大当五毛，中共这样做法是非常可笑的，说明中共走投无路了，面对信息时代，它没有办法拿出更新的应对办法。”

在向青少年下手的同时，当局还公开了50个省市公安机关所谓“网警巡查执法”的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账号，让一直被外界诟病的所谓网络警察，从秘密窥视走向公开。

其实中共招揽网络宣传员早已遍及社会。近日，被黑客攻陷的“五毛”资料库显示，中共团中央去年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队伍，增加政治敏感性，招揽1,050万人，积极主动创发、转发评论内容。

被曝光的这份包含100份文档的资料库中，有上海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网络宣传员的信息，包括各系团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的真实姓名、学号、QQ号、微信号及微博号，甚至手机号。

早在前年1月，北京市宣传部长鲁炜在北京市宣传部长会议上，就要求所谓的政治宣传员，在社交媒体、互联网上加强引导，在“经济走势、物价调控、转型发展和就业、住房、社保、收入分配等方面”，按官方需要引导舆论。鲁炜还透露，这类宣传人员当时在北京就超过了200万人。

采访编辑/刘惠后制/陈建铭

天安门母亲遭监控百人联署公开信

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是一群年迈的母亲，但她们的儿女却在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路上，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倒在了刽子手的枪下。她们，就是1989年“六四”屠杀惨案中的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为了替逝去的儿女申冤，20多年来，她们艰难奔波，忍受着当局的监视、阻挠与刁难，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坚持，那就是：真相、问责和赔偿。

“六四”事件26周年即将到来，中国“天安门母亲”团体一如往年一般，再次受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

“天安门母亲”之一张先玲：“以我本人来说，反正是从25号开始，就已经是24小时只要我出门他们都跟着，在我的电梯口，有两个岗，两个便衣在那里。然后在我的楼门口，也有一个便衣，楼下边还有还两个警车，还有四个值班的警察。只要我出门，他们都跟着，随便我到哪，他们都跟着，贴身跟随。”

“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张先玲女士告诉记者，公安曾登门提出，只要按照他们要求的做，就不必受到监控，但张先玲女士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张先玲：“他们打的口号就说是阻挡记者，因为在之前他们曾经要求我答应不要接近记者，那我说不可能，记者找到我，我肯定会接受采访的。他们说，那我们就要‘上岗’了。那就‘上岗’吧！”

据了解，其他“六四”死难者家属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监控，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天安门母亲”的最早发起人丁子霖，甚至遭到了当局采用的卑劣手法监控。

香港媒体引述丁子霖的话透露说，当局不但限制她和家属见面，而且在她家中安放了监听器，甚至在亲友来探望之后，还把谈话录音播放给他们听，企图达到震慑作用。丁子霖批评：“把高科技用在我们七老八十的人身上，手法犹如恐吓，十分卑劣。”

尽管遭到当局的各种阻挠，“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却从未改变过。6月1号，“天安门母亲”发表了纪念公开信。信中说，自1995年来，她们每年都致信当局，但是她们提出三项“真相、赔偿、问责”的诉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张先玲：“每年我们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嘛，每年都要说出我们的想法嘛，而且我们的要求每年都不会改变的。今年特别的一点，因为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我们应该不能忘记，不能让这种恶行再能够重演，对吧！那作为‘六四’来讲，也是一个杀人的罪行嘛，所以也是应该不能够掩盖的，谎言来掩盖真相也是不可以的。”

“六四”事件，邓小平被认为是当时的主要责任人，江泽民则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据《真实的江泽民》一书披露，“六四”屠杀事件，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成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这封由129位“六四”死难者亲人联署的公开信指出，对于前中共领导人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中共当局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靠强权采取选择性遗忘，只能得逞于一时，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欠债总是要还的，既躲不过，也赖不掉。”

采访编辑/张天宇

6月2日维权动态

下面来关注一下大陆各地的维权事件。

近千老兵柳州市政府请愿要提高待遇

广西柳州市6个县的上千名参加过战争或核试验的“两参”老兵，6月1号，到市政府前静坐，要求提高待遇，老兵们要求政府官员出面对话，但无人理睬，随后大批警察出动与老兵对峙。

据了解，由于中国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本应作为国家优抚对像的“两参”老兵，早就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基本保障，难以生存。

百人联合国发改署请愿拉走50人

6月2号上午，大陆各地上百名访民，聚集在位于北京的联合国开发署门前，申请拘留，他们看见警车开进开发署大门之后，都纷纷递上各自的身份证登记，然后上车。据目击者估计，大约有50多名访民被警车拉走。

业主抵制政府建焚烧场多人被抓

6月1号，陕西省咸阳市600名业主前往市政府集会，抗议政府在居民区建垃圾焚烧厂，遭到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8人被抓捕。在此之前，先河国际、健康花城、华府御园等小区业主，已经从5月30号开始连续抗议了3天，但位于西咸新区的垃圾焚烧厂仍于6月1号开始运行。

浙江500村民维权被殴打

浙江省嘉兴市洪合镇500村民，6月1号步行到当地市政府，抗议政府搬迁赔偿过低，在途中就遭到大量警察拦截、镇压，6人被抓捕。据了解，洪合镇泰石村、良三村上千村民，从5月30号发起维权，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抓人引不满民众律师团赶赴庆安

黑龙江庆安县访民徐纯合被警察枪杀一案仍然在发酵，之前有近20名声援者遭到行政拘留，这几天又有10几名公民，以及7名律师接连被抓。庆安警方的滥权行为激起民间不满，2号开始，中国各地公民以及律师团，纷纷赶赴庆安，声援被抓被拘者。

6月2号，正在前往庆安途中的江西维权人士宋宁生告诉《新唐人》，唐天昊、葛永喜、徐忠、游洪忠、马连顺5位律师，前一天因为在庆安声援被行政拘留的游飞翥、马卫两名律师，遭到警方抓捕，当晚，再有11名公民在庆安被抓。

警方不断的非法抓捕行为，引发了更多中国公民和律师前往庆安。

江西维权人士宋宁生：“相应的律师团已经过去了50多个，面对这种邪恶的政权，谁都可能成为徐纯合第二，因为现在公权和警察已经达到了无法无天的高度了。现在庆安这帮人放话出来：来多少抓多少，冲他这句话我们都得去，看他能抓多少。”

2号上午，蔺其磊律师在微信说，庆安的公权恶行并没有吓阻这些勇敢的人们。现在成都王万琼博士、重庆付剑波律师、山东冯延强律师、熊冬梅律师都已前往庆安。陈建刚律师、张俊杰律师、刘卫国律师、郑湘律师等也将相继赶赴庆安。

大陆民主人士王福磊：“郑州贾灵敏的律师团，还有肖疑飞的律师团，好多的都赶过去了，要求他们公布视频被抓被打，当局太无耻了，律师要求会见也被抓，代理的律师再去找也被抓，还叫嚣着说是：来一个抓一个，他抓一个我们去两个，更多人去。”

徐纯合亲属的代理律师谢燕益表示，庆安警方不断抓捕，寻找徐纯合案件真相的守法公民和律师，属于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谢燕益律师：“它想剥夺公民的知情权，剥夺公民的监督权利，剥夺律师的执业权利，倒行逆施，想以此来恐吓公民社会，想恐吓这些良知正义的民间这些力量，包括律师，这个是不能得逞的，这个是丝毫动摇不了民间追求真相、寻找公道的决心和意志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谢燕益律师表示，警方的滥权行为只会导致事件进一步升级，失去民心、激发不满，他们也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最终被绳之以法。

《没有太阳的日子》记录六四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由于中共当局的谎言封锁，很多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六四屠杀”或者“天安门事件”是什么。30年不到的历史几乎成为记忆断层。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介绍跟六四有关的电影－－《没有太阳的日子》，这是目前唯一以“六四”为题的香港制作的电影记录片，这部影片也于1990年获得柏林影展天主教人道奖，及意大利瑞米尼（Rimini）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中国，一个杀死自己儿子的父亲，这一夜，又凌辱了他的女儿，中国，中国，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的陪葬了你几千年，我的双乳，变成了我自己的坟墓，全身长满了像霉菌一样的苔藓。”

记录片开场以挣扎的女性舞姿表现六四的痛苦，文稿引用一位不知名的学生所写的《疯女人》，那是89年5月张贴在北京天安门的一首诗。没有人知道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也许他早已逃到海外生活，或者会是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监狱中，忍受酷刑？还是像那无数的人们一样，死在枪口下，冤魂飘荡在天安门的广场上？

1989年于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近20年来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对香港人影响最深的历史事件之一。香港导演舒琪决定用摄影机把事件对香港人的影响记录在案。

导演舒琪访问了当时在天安门现场的张坚庭、专程送太太往加拿大产子的文隽、暂时打消去意的叶德娴、在6月4号那天逃去英国的中国诗人多多、参与在香港重新竖立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画家黄仁逵。

中国诗人多多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记得在晚上12点过后，他到了天安门广场，就听说装甲车已经压死人了，那时候枪声开始四处响起，远处一片火光。

中国诗人多多：“有人中弹，我亲眼看见，有人手受伤，有人背后受伤，大家还是不相信他们用实弹，以为是塑胶子弹，就是不相信，第五次开枪，我才真正感觉到，这是屠杀。”

电影导演张坚庭：“我目睹北京人民向前冲，死掉、受伤、退下，又有人向前冲，他们在争取某种程度的自由，我以前觉得自由是很抽像的观念，这些人为了自由而牺牲生命。”

电影导演张坚庭当时也在现场，他说，也许是这些抗议的群众给了他道德上的勇气，他忘了什么是恐惧，只是满腔愤怒。

电影导演张坚庭：“后来我回家看电视新闻，我看见一个人冲上马路，画面上看到他的背影，军队在前面，他大喊：自由！自由！自由！那时候…我便哭了。”

一场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最后却成了政府对人民的大屠杀。到现在还有人听信中共谎言，不相信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历史的伤口，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1989年4月15号，曾被迫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的胡耀邦猝逝，许多北京市学生与民众以悼念他的名义进行集会活动。

原本于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悼念活动，后来转向要求解决中共高层腐败的问题，之后抗议活动的诉求还包括有政府问责制、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抗议行动声势最高涨时，大约有10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