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6月03日讯】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是一群年迈的母亲,但她们的儿女却在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路上,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倒在了刽子手的枪下。她们,就是1989年“六四”屠杀惨案中的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为了替逝去的儿女申冤,20多年来,她们艰难奔波,忍受着当局的监视、阻挠与刁难,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坚持,那就是:真相、问责和赔偿。
“六四”事件26周年即将到来,中国“天安门母亲”团体一如往年一般,再次受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
“天安门母亲”之一张先玲:“以我本人来说,反正是从25号开始,就已经是24小时只要我出门他们都跟着,在我的电梯口,有两个岗,两个便衣在那里。然后在我的楼门口,也有一个便衣,楼下边还有还两个警车,还有四个值班的警察。只要我出门,他们都跟着,随便我到哪,他们都跟着,贴身跟随。”
“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张先玲女士告诉记者,公安曾登门提出,只要按照他们要求的做,就不必受到监控,但张先玲女士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张先玲:“他们打的口号就说是阻挡记者,因为在之前他们曾经要求我答应不要接近记者,那我说不可能,记者找到我,我肯定会接受采访的。他们说,那我们就要‘上岗’了。那就‘上岗’吧!”
据了解,其他“六四”死难者家属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监控,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天安门母亲”的最早发起人丁子霖,甚至遭到了当局采用的卑劣手法监控。
香港媒体引述丁子霖的话透露说,当局不但限制她和家属见面,而且在她家中安放了监听器,甚至在亲友来探望之后,还把谈话录音播放给他们听,企图达到震慑作用。丁子霖批评:“把高科技用在我们七老八十的人身上,手法犹如恐吓,十分卑劣。”
尽管遭到当局的各种阻挠,“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却从未改变过。6月1号,“天安门母亲”发表了纪念公开信。信中说,自1995年来,她们每年都致信当局,但是她们提出三项“真相、赔偿、问责”的诉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张先玲:“每年我们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嘛,每年都要说出我们的想法嘛,而且我们的要求每年都不会改变的。今年特别的一点,因为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我们应该不能忘记,不能让这种恶行再能够重演,对吧!那作为‘六四’来讲,也是一个杀人的罪行嘛,所以也是应该不能够掩盖的,谎言来掩盖真相也是不可以的。”
“六四”事件,邓小平被认为是当时的主要责任人,江泽民则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据《真实的江泽民》一书披露,“六四”屠杀事件,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成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这封由129位“六四”死难者亲人联署的公开信指出,对于前中共领导人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中共当局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靠强权采取选择性遗忘,只能得逞于一时,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欠债总是要还的,既躲不过,也赖不掉。”
采访编辑/张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