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愿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事件，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调解下，事件得到解决，海外媒体对此一致好评赞誉。
但事件过后，手握中共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江泽民，妒火攻心，蛮横地否决了这个处理结果，并自做主张，丧心病狂地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将中华民族又一次推向巨难之中。
运动中，元凶江泽民是利用了中共的暴政机制发动迫害，而具体地说，是其施展滥权干政、乱权弄权、独断专行手段造成了祸国殃民的巨大罪恶。
我们知道，作为上访事件，是信访部门的管理的工作范围，属行政事务，最高的受理机关应是国务院，并不是一个负责党务的书记来管辖的，而且，当时的总理也例行公务，作了完善处理，两办（中央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发言人还及时重申：政府不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事件到此为止应该画上句号。但江又是写信，又是讲话，上纲上线，暴跳如雷，蛮横地否决了当时的处理结果。
《江泽民其人》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朱镕基认为：法轮功学员最大愿望无非就是健身而已，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讲不过去。朱镕基说：‘就让他们练去吧！’
“江泽民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喊道‘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我很痛心，我们的同志政治敏锐度如此之低。法轮功问题不抓紧解决，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灭掉！灭掉！坚决灭掉！’江泽民挥着双手喊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查清楚法轮功的人数、分布和负责人的情况，每个机关、单位、居委会都要查到。同志们，法轮功在和我们争夺群众，我们一定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江泽民执意要镇压也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开始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六人反对镇压。但江恶性不休，使用小人弄权之术，效仿前中共党魁毛泽东成立文革小组发动整人运动的手段，强行成立了“六一零办公室”，并给予其无法无天的特权，上可直接听命江发布灭绝密令指挥，下可调动中共一切暴政力量和社会资源迫害民众，江的这一恶招，实际是用政治斗争恐怖运动来胁迫株连中共官员参与迫害，并终于使江的邪恶阴谋迫害得逞。这个“六一零办公室”不是行政机关却能指挥行政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却能操控司法机关，是一个非法的超权力机构，是专门破坏司法公正、破坏法律实施、破坏中国法制的最大毒瘤，是江滥权乱政的最大的实体证据。
中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有立法、监督等权力，就其立法程序而言，一般由人大代表经过调查，形成提议提案，递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后方可试行，再经过对试行反馈情况进行改善后才正式施行，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况且中共高层调查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江完全颠倒黑白，违背立法程序，对法轮功先抹黑定性、先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后再补办手续定罪，然后强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匆匆通过了“关于取缔×教组织、防范和惩治×教活动的决定”（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两高（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及公安部短时间出台了所谓的司法解释和关于×教的认定。且不说，这些所谓的决定解释中没有法轮功之名而不能施用于法轮功被迫害案件，就其违背立法程序而论，这些所谓的决定解释根本就没有法律效力，如果硬说是法律，也只能说是恶法，而这些所谓的决定解释的形成，正是江干涉立法机关政务、胁迫犯罪的明证。
元凶江泽民滥权在于滥施军权、乱用兵力。军队本来主要是守护国土、抵御外来侵略、应急防灾救灾，就算法轮功学员上访需要维持秩序，也只能由警察或安保来做，并不是军队涉及的军务。虽然独裁者一贯使用军队镇压政治团体，但法轮功上访维权是行使宪法赋予的人权，不是搞政治，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自觉遵循“真善忍”做社会家庭中的好人，如果动用军队迫害虐杀这样的好人，只能说明独裁者患有精神病。精神病患者掌握军权，那还不滥权吗？
早在公开迫害之前，江氏就利用军队和国安情报系统造假为迫害编造依据，以此胁迫政治局常委同意镇压，并通过总政治部残酷清洗军中法轮功学员，给军人洗脑，操控其执行迫害命令。迫害公开后，江氏大规模调用军队，荷枪实弹，围堵抓捕法轮功学员，为血腥迫害扫平道路。
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吉林长春发生插播事件。当晚，气急败坏的江氏在曾庆红与罗干的建议下，紧急命令沈阳军区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其中长春军分区和吉林省武警总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配合公安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城大搜捕。江氏通过罗干下达了“杀无赦”密令，中共中央“六一零”主任、公安副部长刘京亲赴长春督办限期破案。短短几天，约五千人被捕，至少七人被活活打死，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
迫害升级后，江密令建立以总后勤部为核心的大规模军事化活摘贩卖人体器官产业，系统地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秘密群体灭绝；对外利用总参谋部间谍系统和最新军事情报技术刺探所谓的“法轮功情报”，妄图暗杀法轮功创始人，行凶攻击法轮功学员，破坏他们和平制止迫害的项目与活动。
江泽民滥权在于无限度的滥用乱占财力。但江每年要拿出四分之一的国民总值来迫害法轮功，用来在全国建洗脑班、劳教所、监狱、建“金盾工程”封锁真相、支付参加迫害的恶徒的工资奖金开支等等，国家财政被无限度的、不受约束的使用，以至于后来全国维稳费超出军费。
辽宁省司法厅官员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经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据《九评》揭露：二零零一年来，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一百七十万到二百五十万人民币，一年达六亿二千万到九亿一千万，全国数百万恶徒的工资开支每年可达上千万亿元人民币，至于建立洗脑班、监狱等的费用更是天文数字。掏空了国库，占用了应该用于民生等的财力，养肥了贪官酷吏，给金融等部门造成了很大负担压力。
江泽民滥权在于破坏干部人事提拔任免制度。为了胁迫推动各级官员参与迫害，江泽民玩弄权术，采取了“迫害才上位”的干部人事制度，谁有迫害恶绩谁才得到提拔，谁的迫害力度大谁才升的快，谁不参与迫害谁就受株连。
如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廖锡龙，在江难以实施迫害阴谋时，廖向江保证“北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伙同成都军区情报处造假，向中共中央谎报从法轮功邮箱里截获了搞政治、要推翻共产党的邮件。使江氏最终得以胁迫政治局常委表态同意镇压。而追随迫害不遗余力的廖锡龙，也在二零零二年被江氏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他主管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把这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将其产业化、军事化。
一九九九年八月，江泽民在辽宁巡视时对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已沦为罪犯）授意：“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权欲熏心的薄熙来得此“旨意”，立即成为迫害急先锋，最先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培植马三家劳教所样板园，流毒全国，最先在东北制造活摘杀害法轮功学员，贩卖器官人体的罪恶，使大连、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不久，薄熙来就被一跃提拔为辽宁省省长。凡得到江提拔重用的如罗干、吴官正、周永康、徐才厚、刘京、李东生等之流，无不是卖力迫害法轮功积累了巨大恶绩才急速上位的。
江为了延续迫害，一直恋权不退，甚至不惜政变或暗杀对手也要保留权位。即使被同僚赶下台后，还在军委与中南海设立“江办”，垂帘听政，无耻的要求重大政务必须由其最后定夺。在中共十六、十七、十八大安插亲信，直接干涉正常的人事布局。如在中共十六大，江将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至九人，把专责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刽子手升级到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设立了另一个权力中心。
当然迫害元凶江泽民滥权犯罪还涉及到许许多多方面和黑幕，如媒体诬陷、贪污受贿、淫乱腐败、出卖国土、庇护贪腐、徇私舞弊等等，但是，一个国家如果立法、司法、行政权力机关被滥权，军队财政人事被祸乱，必定朝纲大乱，国已不国。
滥权是独裁制度下的通病。元凶江泽民利用手中的独裁权力，一意孤行，滥权乱政，并且加剧了中共的邪恶气势和能量，导致了中国司法走向空前流氓、空前腐败、空前黑暗；导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走向体制化、国家化、遍地化；导致了亿万正信被无理镇压、数百万善良被虐杀、数百万民众被非法劳教判刑、无数个家庭分崩离析；导致了活摘杀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的发生。最终导致了中共与江泽民集团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恶的大恶集成。
元凶江泽民利用中共独裁恶政，滥权乱政，残害民众，以发泄私愤；中共利用江泽民为非作歹，残杀善良，完全暴露了起邪恶的本性。二者互为利用，一恶俱恶，一焚俱焚，元凶江泽民现在四面楚歌，面临国内外控告审判，中共现在被全球围剿，面临解体清算，二者狼狈为奸，罪恶滔天，必将走向灭亡。
文章来源：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