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寂寞的日子
（续前节）
9
睁眼又是头上的白屋顶，张良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梦。
梦里好像是过年了，因为忙自己的事儿没有去看奶奶，张良心里特别难受，埋怨自己：怎么都在一个城市，还不知道去看奶奶呢？以前张良每年都要回老家陪奶奶一起过年，一起照个相。奶奶是可怜的孤寡老人，父亲的去世使她老年丧子，长年一个人生活，经常在街上靠拣破烂攒点钱，她最喜爱张良，老说自己是个没钱的穷奶奶，没有给孙子留下财产，上大学时她还给张良寄过好不容易攒下的十元钱。工作以后，张良像父亲生前一样，月月给她寄生活费，可是老人舍不得花，都攒着，临死还给张良留着。其实她去世很多年了，在梦中，张良不知道她已去世，醒来后心里很不好受，想自己生前尽孝不够，追悔不已。
想起奶奶，又想起父亲，琐碎平常的记忆，一件件涌上来。
父亲在灯下和他一起研究刁钻的数学试题，那是母亲抄的因式分解练习题……
为了给他凑齐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去逛书店，有时能看到一本农业的，有时能看到一本天文或者地理的，只要是家里没有的散册，父亲就毫不犹豫的用省下的烟钱买下，父亲最爱抽烟啦，但只抽最便宜的烟……
他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打了他，那是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每天要求他严格记录当地的温度，制作气候表格，张良没有持之以恒，父亲不高兴就打了他，后来母亲偏袒，不许父亲打……这个被打的记忆竟让张良感受到小时候家庭的温馨。
他想起与父亲诀别的最后一个场景。
那时他刚上大学，父亲到学校看他，让他一定要保证营养和休息，给他买了在家都舍不得吃的烧鸡，还带他逛公园，最后带他到了那个大城市的百货商场。
在卖录音机的柜台前，穿着很土的父亲，翻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解开了裤子，从缝在内衣里面的贴身兜里，很费劲的掏出了一百多块钱，为了让儿子学好外语，父亲下决心要给儿子买个录音机。
张良记得，当时因为担心有人会笑话父亲，自己还往四周看了看。现在想想，母亲怕父亲丢钱，把钱缝的太结实了。钱一定是攒了很长时间，那是父亲两个月的工资呢。
父亲是出差顺路看他的，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门突然开了，一个人栽栽歪歪的走进来，是马援朝，三大队把他隔离在特管室了。他得了肺结核，要观察一段时间，看他的结核是否钙化。
李万年和他聊起来。
马援朝是偷钱包的，2010年的沈阳“严打”把他送进了马三家。
马援朝自己说，“我还不算冤，有个人在路边掰了几穗玉米就给劳教了，‘严打’啊！”
他父母参加过朝鲜战争，爸爸是烈士，妈妈是残废军人，马援朝生下来就有软骨病，小时候就被当村支书的继父遗弃在沈阳北站了。
五十多岁的马援朝一想起母亲就哭，“继父强占了我妈的抚恤金，还背着我妈把我扔火车站了，我妈想儿子把眼睛都哭瞎了……”
“现在我每个月给我妈寄一千块钱，偷的钱。”
“那你现在住哪儿啊？”李万年问他。
“我就住在沈阳北站二楼录像厅。”
10
看着马援朝，张良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看到的逃荒人。
是河南逃荒出来的，他们带着小孩赶路、要饭，路过他老家时，就在他家附近的毛坯房里生火留宿。
头一天张良和姥姥一起去给他们送饭，他问姥姥：能不能把家里的铜勺子卖点钱给他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家，真可怜啊。
晚上他也没睡好，惦记着第二天给逃荒的再带些吃的。
第二天起个大早，小张良就跑去了，结果毛坯房里，只剩下一堆灰烬，逃荒的人很早就离开了。他心里很悲伤：这些人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可怜呢？
人的命运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为什么有人那么贫苦？连自己的家都没有？……
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十万个为什么》解答不了的。与同龄的孩子相比，张良的知识面已经非常丰富了，从天文到地理，从物理到化学，但他找不到答案。
父亲的早逝，又一次翻腾出让张良难以排解的疑问：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张良对善恶有报的普世价值开始产生了怀疑。
听奶奶说，父亲从小上不起学，只能一边给人放羊一边看书认字，特别能吃苦，可怜的父亲，吃了一辈子苦却只活了五十多岁，是家族中最早离世的。父亲死的时候，癌细胞扩散到脑子里，打杜冷丁都不能止住剧痛，父亲为什么会遭那么大的罪？
父亲为人忠厚善良，是厂里有名的劳模，外号“老黄牛”，真像老黄牛一样辛辛苦苦的工作，一个人顶四个人，带头干最危险的工作，永远吃苦在前，父亲的徒弟们都喜欢他，母亲说，“连厂长去世时都没有的那么多的人给你爸送行。”可是，为什么长寿的不是父亲这种人？为什么很多偷奸耍滑的人就比父亲活的好呢？为什么他们能当官入党呢？
在争取入党、靠近组织的过程中，父亲被一再考查，临死前考查期还没有过呢，知道他要死了，党组织才提前结束考查，满足了父亲临死前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小时候，戴红领巾对张良来说是一种光荣，只有学习好、各方面都优秀的人才能当上少先队员呢，自己没戴上红领巾，只怪自己不优秀吧，张良入队时已经很晚了，是最后一批。
入团张良也是最后一批，因为他自己不写申请书。
张良喜欢古文。语文课中，古代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德，与孔子甘居百川之下而成其大的胸怀，张良很是向往，他写的日记得到了班主任的赏识。有一次班主任找张良谈入团的事儿，因为他想让张良当班长，而张良对这方面不积极，就得给他做工作，班主任劝他入团后再当班长。
那时候，张良已经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他第一次问了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
班主任出身于地主家庭，运动中挨过整，但他一直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很大年纪才入了党。
被党打成“地富反坏右”的人，又去要求入党，于个性方面张良是不理解的。
张良问班主任：您出身不好，一定受了很多委屈，为什么还要入党呢？您是信仰共产主义吗？
班主任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话：“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三刀。”
意思是有了党员的这个身份，就算运动来了整到自己头上，也能起到保护的作用，这是班主任一生坎坷留下的人生经验，他当作心里话告诉了张良。
这句话对张良影响很大，他发现，原来这个共产主义信仰是很功利的，它把人变得不是更高尚，而是变得更世俗，它把君子变成了小人，党员入党的动机很值得怀疑，他们不是真的信仰，而是在利用信仰。
后来张良虽然勉强入了团，内心却已怀疑这个信仰，入团的宣誓，也没有什么庄严的感觉了。
现在想想，估计父亲入党的动机也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吧，父亲希望自己上进，是要给这个家的幸福做点什么，因为在中国社会里，中上层都是党员的天下，要想提高社会身份，就必须入党。回想起来，父亲生前从来没有教育过张良在政治方面要上进，他经常说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谁上台都离不开搞技术的，搞技术的人在政治风浪中不容易受伤害，人生会比较保险和平安，这是经历过文革运动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有的想法吧。
12
按照父母的愿望，张良考上了理工科的重点大学。
上大学时，正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文化和学术上的自由，使张良接触到了萨特存在主义、弗洛伊德性动力、黑格尔的哲学等等，反传统的道德观，渐渐转变了他从小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
“人还是要世故一点儿。”父亲去世后，母亲总是这样给张良说，“要学会保护自己，可不能像你爸那样老实，做人不能太傻太实在了。”张良的人生观确实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如果人只有一生一世，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人生观了，短暂的人生，不享受就白活了，及时行乐吧；现实主义也必然是唯物的，要比别人过的好，要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要拚搏、进取、学习更多的技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状态。
毕业后，凭借优良的成绩，张良成功竞聘为北京一家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始了他现实主义的人生。
他曾以为多掌握些技术就可以靠本事吃饭了，几年打拼下来，他才发现，社会现实远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简单。在单位里，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远远超过技术本身，复杂的帮派纷争，经常使他左右为难、穷于应对，却又无法逃避。
他竟然羡慕起一个在街头修打火机的小伙子了，那是他师傅的侄子，一个个体手工经营者。这小伙子背着一个小箱子，全国到处漂游，给人修打火机、修表，一个地方呆上几个月，再去另一个地方。竟然有这么生活的，张良很是羡慕：走到哪儿把箱子一蹲，就可以生活了，到哪里都能生活！他感叹，自己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上了大学，学了这么多技能，竟然还不如一个修打火机的逍遥自在！
小时候，受麦哲伦、达尔文的影响，他对航海探险非常神往，曾一直想当个海员，环游世界……
突然，李万年凑近他的耳朵，把他从大海上拽回了“死人床”：
“东方昊要解教回家了，你要不要让他给你家人打个电话？”
文章来源：大纪元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