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六四问题无疑是一个尚未解开的死结。由于整个事件的元凶-中共，现在还在执掌政权，严禁人们揭伤疤，求真相，惩处罪魁和元凶；并且至今尚未对受害者给予道歉和赔偿。非但如此，掌权者自认为手中握有一把掌握民情的万能锁，大力发展经济，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以物质和金钱来麻醉人的伦常道德乃至是非观念。今日的中国，不论是在底层为生存挣扎的劳苦大众，还是逐渐进入中产阶级、拥有信息和知识来源的白领，大部分人好似上紧了发条，绷紧神经在打拼、赚钱、花钱，他们已经无暇回首或前瞻。
一个极权政府动用军警屠杀人民，这类例子在近、当代并不鲜见。笔者想拿韩国的光州事件来做一对比，并参考这两个事件的结果来探讨六四这个死结将如何解开并收场。
关于光州事件，已经有许多的报道，包括谷歌和百度上的信息都相当平实可靠。1979年当时执政已经16年的南韩总统朴正熙，虽大力发展经济，却实行强腕专权，镇压异议，结果10月间遭情报局头目杀害，副总统崔圭夏代理总统。然而当时的军事强人、保安司令官全斗焕跟着就发动类似政变的军事行动，抓捕了一批军政人员，实际上控制了议会和名义上的总统，引起了社会上以金大中、金泳三等为首的民主人士的不满，他们发表了《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到了1980年4月中旬，工人及学生的示威抗议风起云涌，他们反对军事独裁，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戒严令，禁止集会游行。戒严令一下，适得其反，民情激愤，示威浪潮更为扩大。5月15-16日单在汉城就有约10万名大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在全罗南道（省）的省会光州也有3万多名学生上街。全斗焕进一步镇压，17日再度发出《紧急戒严令》，禁止社会上一切的政治集会活动，他出动空降部队，四路包抄抗议群众，并开枪打死十数人，逮捕上百人。
流血冲突不但没有吓退群众，反而群情更为沸腾，往后数日到省政府前抗议的人群急增数倍，不仅是学生工人，男女老少普通市民都投入了战斗，人数达到二十万之多。人们组织了二百辆计程车和公交车突围省政府，军警再度开枪，打死了54人。21日激战到了高潮，30万民众浴血抗议，一名青年跳上戒严坦克，挥舞大旗，高喊“光州万岁”，结果当场被枪杀。英勇的抗议群众甚至从军警那里抢来武器，跟戒严部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巷战，一度占领省政府，将军队逼退到郊外。5月26日，戒严的坦克开进城市，许多市民躺在路面挡坦克，竟被坦克直接碾过。整个暴动持续到5月27日才被血腥敉平。
期间市民组织了救援会，救死扶伤，募捐、献血，并跟军方谈判，另外市民们攻击了军方说谎的电台，自己编辑发行了《民主市民会报》，将真相不断传播到外界。这次壮烈的抗议，据统计有240人死亡，400多人失踪，5千多人受伤致残。
全斗焕在镇压了抗议事件之后，成为总统，在他的军政府统治时期，他大力镇压民主人士，抓捕了大批异议分子，金大中曾被判死刑。压制民意，掩盖真相，数百名记者被强迫退休，大学生被退学。然而1987年因次年韩国申奥成功，民间反对党的宪改运动再度掀起高潮，百万民众上街抗议，政府终于向人民力量低头，接受了宪改，推出总统直选制，全斗焕下台，和平转型成功。光州事件的凶手都接受审判。全斗焕由死刑改为无期，被他的政敌、后来当选为总统的金大中于1997年赦免。可以说光州事件的血没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韩国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议会制度。
如果说六四是一个悲壮的历史篇章，那么跟光州事件相比，它的悲情更胜于壮烈。笔者之重复叙述光州事件是其中许多情况和六四十分相像。两者都是以学生带头，工人市民响应参与的一场自发性的全民抗议示威运动。光州的导火线是因当时汉城大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朴钟哲被警方刑讯致死，因而引爆民情；后者是廉洁正直的共党书记胡耀邦的逝世，人民由悲转愤，哀悼化为抗议。两次事件，政府都与人民为敌，发出戒严令，这却如同火上浇油，越是压制，反抗越激烈。最后运动皆是军队坦克出动，军事镇压，人民一方血流成河、死伤枕籍，悲剧收场。但是不同的是，韩国的学生启蒙早、认知强，对政府不抱幻想，不低头不妥协，在政府第一次开枪杀人后，韩国民众越战越勇，前仆后继，造成第二次更为惨重的伤亡，即便如此，他们还抢武器进行浴血奋战，并占领电台，及时对人民发布真相。韩国的民族性勇敢、团结，在军队开杀戒时，人们不但不躲避反而人人争相上街，据说连妓女都捐钱献血。反观中国人，在被共产党洗脑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兵临城下，刀枪出销之际，还在拥护共产党，初期谈判学生下跪、把污染毛像的湖南三君子绑送警察、将缴来的兵器交给解放军，以为这样的苦肉“策略”能让政府知道抗议者的“诚意”，只反贪官，不反中共，乖乖屈服于权威之下，想用血肉之躯来感动钢铁长城。结果中共政府作出百年欧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都做不出的事，将坦克和机枪开上长安街，血洗京城，屠杀自己的百姓。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抗议民众都屈服在刺刀的淫威下。
光州事件过后的数年之间，韩国学生和民间的抗议从未停止。因此才于1987/88年将全斗焕逼下台，民主选举得以进行，政治民主化得以实行。光州事件于是真相大白，惩恶扬善，历史还原，伤口愈合。中国的情况，众所周知，是另外一种版本，忍辱含冤，带着泪和伤痕向钱奔。天安门屠杀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国内外有无数的文字影像的史料记录，历史真相其实都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凶手非但不认罪，并欲盖弥彰地掩盖事实，继续封人民的口，并对纪念调查六四的民间人士进行打压。2008北京举办奥运，结果跟韩国当年申奥成功的结果刚好相反，中国百姓不像韩国人民那样乘机再度发动抗议，反而沾沾自喜，认为“祖国强大”（其实是壮大了共党的统治和权威），才能获得办奥的殊荣。六四事件老一辈的不愿提，小一辈的不愿信。如今经济发展快速的中国有一种满目苍痍的华丽，声光璀璨的外表之下，涌动着一股平庸、无耻、麻木、自恋的暗流。
在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群众运动中，都会涌现一批智勇之斗士，他们或是牺牲，或是幸存，也有人在新的政权之下担任官职，但大部分人都在任务完成之后悄然身退。像Che Guevara切•格瓦拉（1928-1967），这位出身阿根廷的革命家，身兼医师、作家和游击队员于一身，在为古巴革命建国成功之后，虽担任过短期的官职，后来却放弃权位，再度走向世界基层，投身非洲和南美的革命斗争之中，终在玻利维亚被捕并处决。另外一位是众所周知的前南斯拉夫的异议分子Milovan Djilas吉拉斯（1928-1995）。他是个缔造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功臣，曾是哲学和法律的学生，加入共产党后，参与游击解放战争，兼战士和理论家于一身，曾和莫洛托夫及斯大林等人谈判。革命成功后，他官至中央书记和副总统的高位，但是仅仅数年之间，他就看穿了新政权的极权本质，开始批评铁托的专权，要求议会民主，于1954年被开除出党，曾先后入狱9年，他的《新阶级》一书，揭露了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怪现状，可谓是解构世界共产主义最早的思想利器。吉拉斯流亡海外数十年，最终返国，郁郁而终。
苏联、东欧的共产阵营瓦解，这个过程中亦曾经出现许多仁人志士和被迫流亡者，民主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相继返国和国内的同行一样，过着寻常百姓的恬淡生活。连韩国当年的那些英勇拼搏的学生，志业成功后也都回归本行，低调生活。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情况，天安门运动确实是中共掌权以来，仅次于1976年四五运动的大型全民争抗，规模更远超过四五的周恩来悼念活动。1989年涌现的一批所谓风云人物，多半是极为年轻的学子，他们自小受共产党文化的熏陶，个人原本没有什么学养和知识，时势造英雄被推到前台，运动悲剧收场后，他们逃离海外，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推崇，“精英”一词于焉产生。大多数人立刻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但是被抛入西方世界，自由是有了，却不知自由和独立是有条件和代价的。反对专制体制，转身拥抱西方，却又并不真正理解民主社会的规则和认同它的人文价值，这种单纯、表象上的转变，也许是一种“觉醒”但谈不上是“悟道”。很多人无法适应新的语言文化环境，成为新社会的“边缘人”，心理极度地不平衡。不少自封的流亡“精英”们，将自己挂靠在六四这末班车上，岁月蹉跎，二十多年过去，精神上还活在当年共产教育的牢笼中，他们虽然批评中共的极权专制，但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还是摆脱不了当年共青团或党八股的遗毒。至于打着民运幌子，吃民运饭的人，或是机会主义者，或是有自恋作秀癖，既无品德又无能力，等而下之，不值一提。流亡者离开故国，如果不认同并融入自己选择定居国的文化和语言，那他/她的生活就注定会充满失落和漂泊感，内心是极为失衡而痛苦的。当然也有例外，有极少数的流亡人士，既能保存固有文化之根，又能融入西方社会，并取得一定成就，实属难得。
“六四”事件虽然至今在中国还是个不许人们讨论、调查和纪念的禁区，但是它让中国人认清了共产极权的本质，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权力前面，真理、生命、财产、尊严、人伦都要让位，晚了半年之后发生于东欧和苏联的巨变，尤其证明了中共政权的残酷性和绝对性更甚于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共产党。苏联叶利辛下台、东德何内克弃权、捷克共党对天鹅绒革命让步、波兰团结工会兴起，哪怕是罗马尼亚齐奥契斯库的毙命都显示了欧洲的独裁者在面对强大民意时，会作出了退让，只有中共在面对民意时，更加决绝地，宁可万劫不复、同归于尽，也不向人民低头让步。“六四”原本是中国人摆脱共产专制的一个机会，但是人民的自信不够，认知不清，加之后力不济，眼睁睁地就被中共用恩威并施的两面手法将人民的理想和激情对冲掉了。
六四过去25年了，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海外民运界这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但凭年过四十，对六四还有记忆的大陆人，在思考和评价六四问题上，几乎没有例外地会跨入一个误区，认为中共政权未来的走向，不论往左往右、文革会否死灰复燃、天安门能否重演，甚至中国将来的民主化前景等都跟北京当权者何时、如何跨过六四这道门槛有关。这种先天性的误判可以说是一种“洗脑后遗症”。许多人离开中国几十年，跳出了共产极权的魔爪和阴影，却跨越不出个人思维中的那堵铁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有时因各种原因，而扑簌迷离、真相不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史事中的谜团都无法解开，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六四事件在全世界的视野下发生，虽然有些具体真相被凶手刻意掩盖或湮灭，但是它确实发生过，并且在中国当代和世界史上的定位早已确立。六四改变了统治者和中国百姓的关系和思维，如果以前还有那么一点君臣之间的暧昧，那么如今就纯粹是嫖客和妓女/男之间的金钱和利益关系。以前臣民还有点盼明君的幻想和浪漫情思，如今则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一旦弄叉了，双方都有血光之灾。维稳费不就是这个道理么。无可否认，六四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东欧的民主化，但是中国人不必自己意淫居功，苏东和平革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文化宗教底蕴的深厚，和知识阶层及平民对Hannah Arendt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的宁死不屈。
“洗脑后遗症”的一个特征是，受害者潜意识有种恐惧，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只从加害者的立场出发，推论出某些可能性，然后选择一种趋利避害的做法，来一厢情愿地为自己讨个说法、谋一生路，并且美誉之为“双赢”。一件凶杀案发生了，一家之主的男人杀妻、奸女，对其他子女噤声，为了安抚，给他们一些钱花，如此上下相安无事，这也叫和谐或“双赢”吗。六四确实有个跨不过的门槛，对掌权者来说，这个门槛是要他们交出手中的权力，而权力却正是他们拚死要捍卫的。对民间来说，这个门槛是不要在花花世界中忘记了六四不是凶手口中的“风波”，而是一件军人屠杀平民的血案。不要痴心等待凶手自首投案，不要不顾尊严期盼杀人者来为被杀者“平反”，更别做梦习近平会是个明君或救世主。
作为所谓的民主人士，必须厘清自己的思路，挣脱历来思想上的枷锁，正视六四事件这场历史性的伟大群众运动。知识界和民运人士不是中共政权的谋士，不必去琢磨政权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好恶，采用中共的思路和手腕来跟他们对峙，那你就永远是输家。应当坚信，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时，六四才能真正地还原定位，人们才能公开纪念。如果有一天，中共政权开始为六四话题解禁，允许公开的讨论和评价，那就表示中国的民主化曙光已现，改革开始启动了。笔者确信这一天会来到，因为各种千丝万缕的迹象显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在转变、经济和科技发展在推移，民智渐开，民心向背、咨询传播时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变革的时机逐渐成熟。（完）
作者廖天琪，2015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