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构成应该有文化，民族和领土这三个主要的部分。以色列在灭国两千年后的1945年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是其文化和民族得以留存的缘故。中共建政以来首先就是破坏传统的文化。它将共产主义引入中国。其实质是消灭文化，到达消灭中华文化的目的，从文化意义的国家来看，文化的中国已经被邪党所灭亡了！
中共邪党忙于反腐，其实中共已经无药可救，无论中共怎样反腐，其邪教的本质不会发生改变。它也许为了延命，反腐，逮捕贪官，甚至于给法轮功平反，给六。四平反，不要忘了，那是邪党为了给自己苟延残喘而已。它也没有资格给法轮功平反！
一：共产党是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恶力量
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达尔文称它为“魔王的圣经”。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演化是长时间连续性的缓慢改变，不是突然性的剧变；“人类是从猿进化到人类”。然而考古学家还从来没有挖掘到从猿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的化石。相反倒是发现了大量的几十万年前，甚至几十亿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考古学家朱伊特在法国的一块6500万年石灰岩层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金属管。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层中，在恐龙脚印化石旁边发现了12具人的脚印化石。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铁锤，锤柄已经变成了煤，足见其年代的古老。最远可追溯到的28亿年前的几百个精巧的金属球，非洲加彭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其结构也比今天的还先进。
进化论找不到科学的依据，却被当作一种信仰写进中共的教课书大肆宣扬。从亩产十万斤到三峡水利工程，甚至将不能食用三聚氰胺当作蛋白精添加到奶粉和其它食物里。科学也被中共伪造利用作为迷惑人的工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标榜的辉煌六十年巨大成就，却没有一个其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看一看共产党员死后要去见马克思是何种货色：1818年，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教的一员。按照西方宗教讲，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从而成了魔鬼，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绝望者的魔咒》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作者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爬在神的上面（至少要和神平起平坐）。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好友普鲁东和好友著名诗人海因同样崇拜撒旦。马克思在他的公开作品中仇视资本主义人所共知，但他在伦敦的股票市场中炒股票。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大笔钱财，但是显然还不满足。当他妻子的一位九十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九十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人们发现，他们的通信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再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笔者注：Trier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马克思的妻子珍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女儿Eleanor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马克思还酗酒严重。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还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流亡伦敦的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范围涉及到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也给人们点了出来，叫“共产邪灵”。
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毛泽东纵情声色、周恩来私生女，江泽民淫乱……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
二：共产党是邪教加黑帮
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1920年成立于上海，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路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长征——失败的大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当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被斯大林扣押在苏联作为人质，对共产党的逃跑也只好是追而不歼。由拥兵自重花花公子的张学良将他们围困在西北。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其实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员。张学良为了取代蒋介石，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曾三番五次对日本访华政要表示感谢日本的侵略，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毛泽东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他曾对来访的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政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长春围困战造成很多贫民由于经济封锁得不到粮食而饿死，具体饿死饥民数目尚存争议，死亡人数也一直是个谜团，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估计长春围城饿死十五万人，日本方面估计饿死二十万人左右，当时人在城中的国军军官段克文则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六十五万人。中共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党的邪教基因的表现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动、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三：共产党的卖国史
中共国土有多少面积现在都视为国家机密。从当初宣称有960万平方公里到现在的默不作声。是实际是害怕暴露其出卖国的事实，怕引起公愤，导致其灭亡的命运。
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
1931年中共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陕甘边区政府”无疑是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
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又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
在其它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炒“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
中共丢失了43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缅甸：划走我国十八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江心破，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1956年中缅边界条约，做到了英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沿着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英军声称“抗日”而越界的占据线，把在清代属于云南省的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缅甸，占缅甸现有国土面积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强。
2、越南：部分西沙群岛，28个岛礁，老山。1965年，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签署协议，将我国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越南称夜莺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让其在上面修建雷达基地，作为预警轰炸河内的美国飞机。这个岛屿，至今越南没有归还。北部湾是个圆形的，世界少有的辽阔的大海湾。白龙尾岛就是这个圆心，有了它，简直可以轻易控制整个北部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最近北部湾划界，白龙尾岛已经划到了越南海域内。看来要回来也难了。1999年12月30日，《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
3、蒙古及周围：“中蒙友好协议”蒙古独立，部分周边土地被俄国吞并。1945年8月14日，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日本宣布投降前一天，王世杰声明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投证实蒙古人民独立之愿望，中共政府承认外蒙独立。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公投。1946年1月，根据投票结果，中共政府承认了外蒙独立。由于1950年2月14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当事方苏联一方违约而终止，所以后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1年10月，蒙古加入了联合国。1962年12月26日，中蒙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
4、朝鲜：部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半。1962年，金日成以长白山是自己在日本殖民朝鲜时打游击的地方，希望中国能了解朝鲜人民对此地的革命感情，将长白山划给朝鲜，当时毛泽东反苏，在共产国际里很孤立，为争取朝鲜成为反苏盟友，居然同意把长白山的一角（有说是1/2，另个说法是53%）和八个山峰中的三个划给了朝鲜，这就是1962年中朝边界协议的来源。
5、尼泊尔：部分喜马拉雅山。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珠穆朗玛”为藏语“女神第三”的音译。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舆全览图》上作朱母郎马阿林。1961年10月5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后，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了中尼边界条约。该条约第十一条规定，边界线在延着分水岭到兰巴山口后：再延山脊大体东南行，经过卓奥友山、普莫里山（尼尔朗古）、珠穆朗玛峰（萨加•码塔）和洛子峰，到马卡鲁山；然后延山脊向东南转东而行，到波底山口。边界线划过珠穆朗玛峰顶。当时尼泊尔国王的地位并不巩固。马亨德拉在上一年解散了民选政府，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与信奉民主政体的印度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印度暗里支持反对派在印尼边界的游击活动。马亨德拉对北京也谈不上特别友好，CIA在1960年开始训练中尼边界的藏民武装。这位国王，北京可以压一下也可以拉一把。为了与印度争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龙头老大，北京对这位毫无谈判实力的国王，送上如此重礼–部分喜马拉雅山。
远在英国人知道珠穆朗玛峰之前，中国已经对她作了勘察和测量。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四十年，清代的三名官员，在绘制西藏地图时，就把珠穆朗玛峰载入了铜版的《皇舆全览图》。“舆”指广阔的土地，《易经•说卦》曰，“坤为地，为大舆”。“皇舆”就是皇家的土地，“舆图”就是地图，在古文里常作“疆土”。但《辞海》不能明着告诉读者，我们打倒了皇帝，顺带也卖了他的家当。
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的先例，把喀喇昆崙山的主峰乔戈里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称的K2，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
文革后，外交谈判逐渐地公布了一些。1988年出版的由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任主编、现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任副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透露了割让珠穆朗玛峰是最高领袖的亲自决断。而周恩来不愧为周恩来，说到这件事，他总要引用一遍毛泽东的话，然后说，自此之后，中共政府一直是这个态度。周不愿承担这份责任。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编一本有古地名的地图集。比较清代，中国方面让出的二百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七块之多，最大的超过二千平方公里。这本地图集里，珠穆朗玛峰标在中国境内。这本地图集是保守的。据清代的舆图，现在远在边界线之南的干城章嘉峰（藏语“五宝雪山”之意，海拔8585米，世界第三高峰），当年也是中国的领土。
1962年中国和尼泊尔谈判边界时，毛指出：珠峰举世闻名，中国和尼泊尔单独拥有都不好。最好是一家一半，让它成为边界之峰，友谊之峰。
6、印度：大家都知道中印之战的结局。由于麦克马洪线。印度大概占领中国1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7、巴基斯坦：1955年，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新疆的坎巨提地区让给巴基斯坦。
8、俄罗斯、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斯坦：当年俄国通过多份不平等条约强行瓜分出去的，但是苏联解体后，以上4国均有获得我国以前领地。在蒙古以东的中国北方领土有三大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还有一块就是库页岛。这些领土虽然被俄国侵占，但历届中共政府没有放弃索回权利，毛泽东说不要收回沙皇占领的土地，但并未签约。然而，在1991年5月16日签订了主动弃权的《五．一六协定》，即《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北洋军阀政府没有放弃索回被帝俄侵占领土的权利在中华民国历史上，1912年到1928年，北洋军阀的各个派系先后控制着北京政府。1916年至1928年间就有三十八届内阁。《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贿选总统”曹锟时期的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苏联谈判代表是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Leo Karakham），中国的谈判代表是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王正廷主张先解决中苏两国间的“悬案”，然后承认苏联。卡拉汉则表示，在中国未承认苏联前，不能正式谈判。1924年3月16日后，北京政府撤销了王正廷职务和“中俄交涉督办公署”，由外交总长顾维钧直接与卡拉汉交涉和会谈，1924年5月21日正式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俄、中苏两国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的一个“平等条约”。协定规定在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议，并在这一会议中“将中共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协定规定，“苏联废除帝俄政府与第三国订立的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双方声明以后任何一方均不订立有损对方主权和利益的协定。”根据国际法原则，《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强加中国的，并因此侵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条约，中国有权不承认，有权要求废除。1924年《中苏解决县案大纲协定》签订后几个月，“贿选总统”曹锟在军阀混战中倒台，接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一年半后，北伐战争爆发。中苏两国边界的“悬案”实际上并未解决，这与苏联不遵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有关，与中国局势不断变动有关。孙文的不断革命让中国土地大量丢失。
9、图瓦共和国：唐努乌梁海原来是外蒙古的一部分，于外蒙古独立之时，被苏联侵吞。地处外蒙古西北部、西伯利亚以南，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被前苏联侵吞之后个瓜分为三个部分：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属于阿尔泰共和国的部分，以及蒙古的库苏古尔省。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1916年12月28日，由于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决定由乌里雅苏台佐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恢复对该地区行使主权。1918年-1919年，沙俄被苏联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派兵驱逐盘踞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沙俄残余势力，重新将唐努乌梁海纳入中国版图。但是，因为孙文的不断革命，中国再次丢失。
目前被外国占据的领土
10、日本：马关条约”日本强行割让我国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和台湾收回。但是钓鱼岛至今未归还。
11、菲律宾：占据9个我国岛礁。
12、印度尼西亚：占据2个我国岛屿。
13、马来西亚：占据9个我国岛礁。
14、汶莱：占据1个我国岛礁。
四：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从长春传出。修炼者以五套简单柔和的功法来修炼净化身体，以“真、善、忍”为指导来提升心灵与精神，通过对身心的全面修行从而达到身体健康，道德与精神升华。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许多善良的人因此走入了修炼，并身心受益道德升华。目前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载誉无数。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获益无穷。
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也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共产党的假、恶、斗的邪恶本质。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受命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份全国性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毫无根据的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本着善意自发的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然而，4月23日，300多名警察被调来，粗暴殴打、驱赶人群，45位学员被抓。天津市政府的官员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直辖市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直辖市的上一级－－北京的中央政府。抱着信任政府的诚意和澄清误解的心愿，4月25日，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总理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然而，四月二十五日当晚，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领导人写信批判法轮功。6月10日，在江泽民的直接操纵下，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后来又被更名为“反邪教组织办公室”以避人耳目。
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残酷镇压与迫害；2001年1月23日下午（除夕），中共与江泽民流氓集团操纵其特务组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为镇压升级找借口，与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中共派特务假扮学生烧毁军车，嫁祸学生从而找借口对学生大开杀戒如出一辙；2006年3月，更曝出了中共邪党秘密设立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的骇人听闻的惊天黑幕。所有这些，斑斑在册，罄竹难书。
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
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
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勘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字诀；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诀；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象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象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象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多行不义必自毙，从2002年起，恶棍江泽民在多个国家被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告上国际法庭，中共邪党也在对善良民众的迫害中失去民心。2004年11月，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拉开了天灭中共的序幕。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至少有八千万人死于非命，半数以上的中国人受到过中共邪党的迫害。《九评共产党》揭示了中共邪党是一个依靠谎言暴力起家，在不断欺骗和残酷镇压民众中维持统治的世间头号大邪教。随着九评的广泛传播和人民的觉醒，解体中共已经近在眼前。
为什么要告诉您这些呢？因为人对法轮大法的态度和是否“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决定着一个人能否走入未来。当人入党入团入队宣誓时，加入的人就被打上了“兽的印记”，如果不尽快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天灭中共的时候不退出的人就会成为邪党的陪葬，与中共邪党一起被毁灭。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神就可以帮助人抹去这个“兽的印记”，只有善待大法、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的人，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