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日，由“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主办的，以“中华民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为主题的“民国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来自世界各地近百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事业的支持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开始前，“黄花岗杂志”执行副主编丁毅宣布，由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创办十四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组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研讨会开始后，辛灏年先生率先发表了《国民革命的理由、对象和方略》的演讲。随后，与会者以“中华民国”为主题，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文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探讨。下面是著名作家马建的发言，题目是《民国文化与文学精神》。
一、中华民国时期的文化特质
中华民国的文化有两个特质。从1911年开始，整个民国时期的特质其实就是“战争”和“革命”。这两个特质导致了中国人的心态，而这个心态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国耻”，这种“国耻”唤醒了民族意识。你会发现，从那以后，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术语，就是国家是一个“大我”，个人是一个“小我”。
我也经常听到老一辈人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报国”，这个“报国”的意思跟岳飞的“报国”意思差不多。但是在民国时期这个“报国”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已经进到了中国，个人的意识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大，这种意识的成长其实也是走向现代化、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础。
其实，中国共产党是紧跟着国民党一起长大的。这个文化特质导致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分出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毛泽东而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能预测，如果当时是陈独秀可能就变了，都没有办法预测。但是就是有一点，文化特质确定了我们的时代。
那么为什么民国如此的“混乱”？又如此的发达？大家知道，我们喜欢的作家或我们喜欢的所有民国时期的人物，在大陆现在通常都叫“民国范儿”，像这些人出国的很多，他们大都有在海外留洋或留学的经历，当然也包括孙中山。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比如说在芝加哥大学的陈梦家夫妻，他们学了比较文学之后从芝加哥回到中国的时候还要带上一个巨大的三角钢琴。这种现象让我们联想到，他们其实是把一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意识带到了中国，而恰恰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无论是我们的儒家文化，还是到了清代，所有的历史，个人从来都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民国时期最尖锐的文化就开始冲突。冲突的点当然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认为就是从秦之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面对着攻击和面对着去保守，这个攻击是很大的，因为有了这个攻击，所以共产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恰恰利用这个，喊出所谓“打倒孔家店”。“孔家店”有什么不好？但在当时的社会它是被另一种文化冲击的对象。
这种文化影响了很多作家。大家可能都读过很多像徐志摩啊，鲁迅啊等的很多各种各样的书，其实都在这个主题下探讨，儒家文化到底能支撑我们的这个民族撑到多久？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可以说“打倒孔家店”变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攻的一个方向，这也给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扩大地盘、扩大思想领域的一个机会。
民国，其实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国家文化，它一开始作为革命党的出现，不仅仅是要革清代的命，也是要革中国的命。这个革命当然有一个基础，它必须跟中国文化有一种结合。
我住在伦敦，十月一日因为香港“占中”问题，有三千多在英国的香港人包围了英国大使馆。那天我赶去之后做了个演讲，我指着我身后的大使馆的三楼说：大家知道吗？这后面的三楼，当年清政府曾经把孙中山关在那里十三天。现在我去敲大使馆的门，他们不开，而且他们拒绝我进入中国。你们有没有发现，历史恰恰就是这么嘲弄。的确很多学生并不知道，现在的大使馆跟当时清政府租用的地址是一样的。孙中山关在那里十三天，到了十四天的时候收到了清政府从国内发来的电报，说务必把孙中山押送回去。当时清政府已经花了几千英镑租了一条船，给他做了一个木笼子，要把他变成一个精神病运送中国回去。但是正好接到文件的时候，孙中山已经被释放了。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这一天，中国的历史可能是另一个历史了。所以我对那些挺“占中”的三千多香港同胞说：香港可以回归，但香港人不能回归。因为他们可以收回这个国土，但他无法收回民心。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作家和文学
今天大家到这里来，可能更多的是讨论革命和政治问题。我的主题可能会引到谈一下文学。为什么要谈民国的文学？ 我想大家可能讨论民国回归、光复的问题，都有可能从文学的角度没有去看。我想把民国的文学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再去看一下那个社会。
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后，其实消灭了民国的文学。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告诉鲁迅的朋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他应该是在监狱里。不只是鲁迅，沈从文还自杀过。其他的作家，可以说是除了老舍写了一部《龙须沟》之外，剩下的作家像赵树理，他们也顶多写写什么《金光大道》类似这样的“文学”，严格的讲那根本不是文学。
但是大家回顾一下，其实这些作家当时都是民国的精英。为什么说他们是精英呢？因为在他们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是最发达的一个时代。无论是徐志摩的诗，还是鲁迅的小说，我们都能会发现，现在的作家，我还没有感觉到他们能够写得出来那样的作品。在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学繁盛的时期，作家为什么能够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作家分出了个“左翼文联”和“右翼文学”。这些“左派”的作家们，人不是坏人，他们想的就是为大众写作，写出中国人民的疾苦，这些都没有问题。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部电影叫《萧红》，萧红和萧军他们就是典型的“民国范儿”。 从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关于民国的其中一部分。当时鲁迅也属于“左翼文联”。在当时的社会，他们跟所谓的“新月派”或“南国社”的文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右翼”文学派也没有见得在歌颂民国，但是他们在写一些花香、雪月，写中国的词汇之美。而“左翼文联”描写的就是大众的苦难、国家的变化、民族的耻辱，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的伦理道德的一种批判。这个群体，我认为应该就叫“延安文学”。“延安文学”比较可怕的一点，它被毛泽东当成了一种工具，而且这个工具非常好用。民国之所以被打败，“左翼文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用一支笔，他们骂国民党，他们从文化战线把民国政府给埋葬了。
而坚守的那一批人像胡适啦，还有一批人，他们最后到了台湾。这就是民国文学最大的一个裂痕，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导致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左翼文联”对于消灭或驱赶民国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多数的文艺青年跑到了延安，多数的文艺青年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左翼文联”的鼓励和鼓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流亡台湾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学的表现
当这一批带着民国特质、带着民国文化意识的作家到了台湾之后，他们带去了什么样的文学？大家可能也没有太注意台湾的文学；我曾经在那里呆过一个多月，见过很多作家，我大致知道他们的一种经历。
在五十年代，其实台湾的文学是以反共、复国、怀乡、思念、复仇、战斗作为文学的主题，这批作家主要写《爱与仇》啊，《孟良崮风云》啊，《黄海之战》啊，当时他们也成立了“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号召要写“国防文学”。这个文学其实是国民党的一种延伸，或者说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一种延伸，它其实已经背离了民国的文化。民国的那种多样化，那种可以阐述人和社会的一种关系的作品，通通在五十年代消失了。所以说战争和革命影响了作家。
六十年代，台湾的民国文学，我只能提到一个最有名的叫王文兴，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我是因为又一次正好在他在德国一起讲学碰到一起，我跟他谈了很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我就问他，你的小说主要在写什么？你想表达什么？因为我发现他的小说里面有个主题，用一个现代的词叫“逐父”，通俗点儿说就是赶走爸爸，把爸爸流放，让爸爸出走。
反过来说，这些大陆过去的像白先勇、黄志明他们这批作家，他们本身到了台湾也是一种流亡，也是一群流亡作家，但是他们流亡的目标是在大陆。在他们的作品里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毁或者堕落。比如说，大家看白先勇的小说，有同性恋、有逆子，总之他把这种责任、把这种流亡的责任推给了他者。这种思维导致台湾的文学到了六十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浪潮。从台湾的作家来讲，这就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民国文学的价值观念。我们只好又回到了三十年代。
在台湾现在大家看到的年轻的诸人，他们的这些小说，他们已经跟流亡意识没有关系了。而这批老的作家，我也没见到他们还能写出新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像我的朋友像陈若曦他们，没有发现他们写出什么新的作品。他们回到大陆之后，他们的回乡情结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发现他们的创作能力也跟着结束了。这种流亡的结束导致了台湾今天的文学风格，但是今天的这种文学风格，我不认为是一种民国的风格。
四、文学要反映时代
我们回到民国的文学风格，它还是一种个人对于传统的反抗。这种思想资源从哪里来的？大家注意了没有，我们长大的这些人读过的所有外国人的作品，其实都叫“翻译文学”。可以说每一个从海外留学回去的作家、教授，他们都承担了翻译。我们读到了泰戈尔，我们读到了托尔斯泰，我们读到了所有的英美文学，都是翻译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民国文学是翻译文学的一部分，他们用的很多的词其实都是翻译过来的。
大家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叫做“白话文文学”，这个时代到现在还在延续，但是用一种准确的术语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经历的源头非常短，甚至我们还要短过日本。因为以往我们的“白话文文学”的历史是很短的，大部分都是文言文。进入了白话文，白话文直接跟翻译文学产生了一种关联。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其实很多是外来的思维。这种外来的思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真正的活在当下的人们的心态。到了我这一代作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语言其实非常苍白，我们的遣词造句不得不又回到过去的文言文时代，从那里头挖掘。
这个过程，导致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民国的文学表达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用它那个语言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我本人当然像沈从文的小说是非常喜欢的，我也觉得他描写的一种山村、小镇也都描写得很好，但是，他描写的那个时代的人不存在了。我没有办法找到有“民国范”的女人，我也没有办法找到沈从文笔下的山城。所以在我的小说里边，我要描写的是大家，是你们坐在这里的人，你们穿的衣服，你们吃饭的动作，你们的所有的举止，你们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问题。所有这样的语言，其实都没有跟民国的文学发生关系。它变成一个历史，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应用到今天。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民国时期的女作家。今天为什么就这个机会来提民国的女作家？因为我发现，在读她们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们的妈妈还是裹着小脚，而她们其实都是放开了大脚直接走到了中国文坛。她们经历了中国从“封建”一点点转化来的过程，所以你从她们的作品里面就会慢慢的读出民国文学的一个转换。
大家注意这个转换。在座的有没有读过、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她虽然是一个上海作家，但她的语言是很强烈的民国语言，她描画事物的一种细节，包括她对这种人物的心理的描述，这是在中国过去的小说里还都没有出现。
五、文学与政治
1989年发生了那麽重大的事情，我写了一本书叫《北京植物人》，1989年的整个过程，我都写在了这个故事里面。但我发现，在一个现代小说里面，已经不能到影响这个时代了。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个时代里的人们，他们第一不喜欢革命，第二不喜欢政治。我的这本书在全世界以三十七种语言发行情况下，包括中文版，但是读者是极其少。这是一种非常让我没办法理解的文化现象。我们以为，文学是纯文学，是不应该介入政治的。但是我们忘了，其实我们还是处一种在政治控制一切的时代，我们的文学不用文学去反叛政治，那么政治就来干涉你。
本来政治是文学的一个工具，非常悲哀的是，文学最后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我一生一直在奋斗的，就是我一定要让文学成为文学本身，一定要将“文字狱”推倒。文学和作家不能成为任何政治的工具。因为，一旦你成了工具，无论你是“左”，还是“右”，你都逃不出来它的控制，因为你没有办法表达你对社会的看法。一旦你这方面缺乏了表达，你的文学也就失去了意义，你就变成了它的工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民国的革命也好，民国的复兴也好，它必定带动一种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必须包含政治，必须包含革命，必须包含对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想法，否则的话，文学也是走投无路的。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制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