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行按】今天，转发了一组有关日本的文章，有历史的，有文化的，有道德诚信的，也有我们对日本的态度等，我希望中国人从中找到日本社会发展的脉略。日本的社会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文化影响，它是吸收多种文化营养的结果。不像我们中国，什么事都走极端：要么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化；要么抵制西方文化，极力维护所谓的中国特色。这种极端态度，是不可能把中国社会引向文明和谐，更不可能有什么“复兴”。
摘要：在日本，儒学的人文学说和道德规范，经过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传承，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广大民众思想和心理之中，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共识君按：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使“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被甚广。然而差不多同时期，源自中国的儒家学说却在日本近代激烈的维新运动中得到保存甚至发扬。
那么日本的现代化如何处理与儒家传统的关系？儒家义理在日本的现代教育中占有何等地位？且看本文。以下为摘选。
在日本现代化初期，儒学是大量汉学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青少年的人文素养的基本知识。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山室信一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在颁布学制的明治五年(1872)前后，日本各地设立的私塾中教授汉学的，在数量上远远比江户时代多……从1881年到1907年山井清溪所持续的汉学塾、养正塾培养的儒者达三千名以上。”
“二松学舍”是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三岛中洲(1830—1919)于1877年(明治十年)10月在东京创办的。
三岛中洲十四岁入松山藩汉学家山田方谷(1805—1877)之门，二十三岁又从伊势津藩儒斋藤拙堂(1797—1865)学习经学。1861年，三岛中洲便在松山山麓下开设了家塾——虎口溪舍达十余年之久，塾生常有六七十人。
1872年，他被任命为法官，历任裁判长、判事等，后退官专心致力于教育、汉学。1878年，他应当时东京师范学校校长秋山恒太郎(1842—1911)之邀任教。1881年，出任东京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岛田重礼(1838—1898)、中村正直(1832—1891)三人共同主持汉文科的讲座。
三岛中洲深厚的儒学、汉学素养决定了“二松学舍”的教学特点和发展方向。“二松学舍”分高等科二年与普通科一年半两种学制。
***高等科二年学制讲授课程——
第一学年：《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左传》、《史记》、《孙子》、《吴子》、《韩非子》、《唐诗选》、《唐八家文读本》、题跋、序记、绝句、律诗。
第二学年：《礼记》、《书经》、《诗经》、《易经》、《老子》、《庄子》、《荀子》、《近思录》、《传习录》、论说、古诗、中国文学史、中国时文。
***普通科一年半讲授课程——
第一学期：《孝经》、《日本外史论文》、《十八史略》、《蒙求》、五言绝句、普通文。
第二学期：《小学》、《日本外史论文》、《十八史略》、《论语》、《孟子》、《史记列传》、《唐诗选》、文章轨范、五七言绝句。
第三学期：《言志录》、《元明清史略》、《古文真室后集》、《论语》、《孟子》、《史记列传》、文章轨范、和文汉译。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可以看出，“二松学舍”主要讲授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知识掌握与能力培养的结合，加之创立者及管理者的深厚汉学素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学子，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79年就达到了五百名以上的学生。
现今的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前身即为二松学舍。
该学塾还培养了一些杰出人才，如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夏目漱石(1867—1916)等。夏目漱石曾在作品《落第》中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二松学舍”学习的具体情况，认为“二松学舍”所给予的系统汉学知识使其终生受益。“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也担任过“二松学舍”的第三任舍长(理事长)。
以传播儒学的汉学塾为什么能在西方文化盛行的日本明治时代乃至整个近代生存呢？
第一，儒学是日本人伦理道德的重要精神来源。
当时以反对政府而著称的民间学者山路爱山(1865—1917)指出：“泰西之新学，说权利、说经验、教科学，而不如儒教、佛教说性命之原、天道。”甚至，有的现代日本学者认为：“福泽(谕吉)也在自己的宗教和道德的层面，与基督教相比，对佛教或儒教抱有持续的亲近感。”
第二，政府机构发布文告需要儒学，工作人员录用必考儒学。
自德川幕府以来，长期任用林罗山(1583—1657)这样的儒学家做文秘之官，形成了官书文告传统。即使在明治时代，不懂儒学，就无法阅读、起草文书、律令。
例如，在当时的“官吏录用考试中，要求对无标点本的《通鉴纲目》加以训点等，这就要求具有儒学方面的知识”。所以，“二松学舍”的毕业生有不少人成为法律学校、兵校及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
在现代，日本各地仍有一些以传播儒学来增加人们传统人文知识的基地。以东京孔子庙——汤岛圣堂为例，日本斯文会每年在此举行若干场次的文化讲座。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年度举办讲座30场，1998年度举办讲座31场，1999年度举办讲座54场；讲座内容为《论语》、《孟子》、《周易》、《史记》、“唐诗”、《三国志》、《红楼梦》等等，主讲人多为日本各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学术名流。
例如，撰有《儒教概说》、《东洋哲学史》等12部著作的宇野精一(1910—2008)博士不顾八十多岁高龄，自1994—1998年连续五年讲授《论语》，颇受欢迎，故他的讲座被称为“宇野《论语》”，听众大多是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普通市民。
因而可以说，东京孔子庙不仅仅是一座历史古迹，而且也是一块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文化绿洲。
在今天的日本，《论语》等儒学经典中的不少篇章仍是日本中学生人文知识教材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论是在闻名全球的东京神田书店街，还是在全国各大书店内，《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的日译本是必备之书并有着较好的销售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的著作成了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名著》(全套100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均是日本青少年传统人文知识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并非是“儒学阻碍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或者“儒学促进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这类结论所能简单概括的，而是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景象：
儒学中的“愚孝”类的封建性思想，是日本启蒙思想家严厉批判的对象；儒学中的“忠君”思想，经明治天皇政治集团改造后，变为了其御用的理论工具；
儒学中的学理性内容，成了日本近代思想家接受西方思想和建设日本新文化的文化基础；儒学中的“见得思义”等观念，经过日本企业家与西方近代经营思想的结合，化为了日本近代企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至于儒学的人文学说和道德规范，经过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传承，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本的广大民众思想和心理之中，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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