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旅游换器官”，这是21世纪以来的一个全球性热门话题。中国器官移植的规模、数量和速度已经名列世界第一。2013年11月，香港《凤凰周刊》刊文《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指过去十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兴盛，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无须等候、快速配对，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国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摘器官库”。但由于中共严密封锁信息，缺乏具体人证物证，只有一些统计分析，很多人士因而将信将疑。
2015年3月15日，凤凰卫视推出了视屏《黄洁夫：周永康落马打破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链》。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阐述了中国废除死囚器官移植的经过。他指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黄洁夫一语道破天机。他毕竟是中共高官，不敢把事情讲清楚。他虽然道出中国器官移植形成了肮脏的利益链，黑幕重重，成为禁区，但他只是把矛头指向落水狗周永康，不敢明言这是专制制度的缺失和罪恶。
在2010年以前，中国尚未建立公民捐献体系，器官供体主要由死囚犯提供。黄洁夫指出：死刑是国家的秘密，器官的来源是秘密，做多少器官移植也是国家秘密。这个问题太敏感，没有透明的体现，就是一笔糊涂账。成为利益链，变得肮脏。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禁区。在反腐败，打老虎、打苍蝇的氛围下，2015年，卫生部才能宣布，中国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移植。周永康是大老虎，是政法委书记，是原政治局常委。
未经死者生前同意，或在死者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这种做法违反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以及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也违反国际医学界最基本的伦理标准。但中共早在1984年10月9日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在缺乏人权观念的中国，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合情合理合法的。由于专制腐败，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幌子下，中国发生了特别令人恐惧的事情。
黄洁夫指出，器官的来源是秘密，做多少器官移植也是秘密。这就是说，器官可能并非都来自死囚，也许来自其他的人；做器官移植的数量，可能不是小于而是大于死囚所能提供器官的数量。每年执行的死刑是有准确统计的。如果器官移植的数量远远超过死刑犯所能提供器官的数量，那就说明有大量器官不是来自死囚，而是来自别的活人。
例如，中国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0例（实际可能多出数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12000至20000个死刑犯中挑选。但根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只有2000人左右。并不是每个死囚的肝脏都能用。那么多肝脏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0年3月26号，《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指出，2000年是中国器官供体，从短缺走向丰富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这同江泽民大规模血腥镇压法轮功的步伐完全吻合。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有3813人。而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无数法轮功学员被判劳教劳改，被送入精神病院进行药物摧残。在中国移植一个肾、肝或心脏，价格在十四、五万至三、四十万元人民币，对外国人的收费要高出数倍。由于巨大的利益驱使，究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后从人间蒸发，这的确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谜团和悬案。
此外，全中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还催生了一个本不该有，但蓬勃发展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巨大的利润空间造就了人体器官买卖中介。他们有着一套规范而明确的要求，已形成一条龙服务的庞大业务。这其中有无数骗人、害人、杀人的勾当，令人不寒而栗。
有大量的报道显示，中国人体器官买卖非常普遍，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效率奇高。国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即活体器官供应者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做好相关资料档案。当市场上有器官需求时，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活摘室或屠宰场），以保证器官市场上“随求随供”。法轮功学员、劳教劳改人员、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成为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1926年三一八惨案，起因是北京学生和市民反对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不平等条约。游行队伍冲向国务院，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学生和市民死难者47人，150余人受伤。
香港凤凰卫视2011年8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中说：“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终生食素以示忏悔。《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杜婉华的《另一个段祺瑞》引述段祺瑞外孙女张乃惠的话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即三一八惨案发生五天后（1926年3月23日）段祺瑞在北大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向死难者下跪。也有人指出，这两种说法都不可信。段祺瑞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并非为三一八惨案忏悔。
姑且不论上述各种说法的真伪，但下述事实没有人争辩：当时全国舆论沸腾，3月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执政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报道真相。三一八惨案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最大惨案。北平市政府随后修建了三一八烈士公墓，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公葬典礼。多所大学修建了三一八惨案烈士纪念碑，如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韦杰三纪念碑等等。
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行动比三一八惨案时期和平得多，理性得多，根本没有冲击任何中共党政军机构，没有任何过激言行。中共大独裁者邓小平却调动了数十万正规军，采用坦克机枪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受伤，制造了震惊全球的六四大屠杀。中共专制集团没有一个人引咎辞职。邓小平至死没有半点忏悔。中共至今还认为血腥镇压是必要的。中共政府没有抚恤过一个死难的学生和市民，没有医治过一个伤者，没有救助过一个伤残者，还污蔑死难者是暴徒，并长期跟踪监视死难者家属。中共禁止各大学给死难者开追悼会，禁止媒体报道六四屠杀消息。全北京全中国没有公开唱出一首纪念六四惨案的哀歌。没有任何政府机构为大屠杀调查取证。中共花瓶图章“人大”和“政协”为死难者鸣不平的屁都没有放一个。鲁迅要是活到六四大屠杀以后还秉承良知和勇气，别说写七篇檄文，写一篇可能就被中共枪杀了。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25周年了，中共依然每逢六四如临大敌，严禁谈论和纪念六四。无数仁人志士因纪念六四，抨击暴政被中共关押和流放。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六四死难者公墓和纪念碑。
人们不难得出结论，与段祺瑞和北洋军阀政府比较，邓小平和中共统治集团的心胸狭窄得多，手段残酷得多，人格卑劣得多，道德低下得多，人道欠缺得多，兽性野蛮得多，言行无耻得多，罪孽深重得多。
中共一贯缺乏人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即痞子运动）时期，就拉开了漠视生命、嗜血滥杀的序幕。中共痞子们随意打人抄家，没收士绅财产、将他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示众、甚至绑架勒索、烧房杀人。还公开杀害嘲笑痞子运动的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的红色恐怖，与当年的痞子运动一脉相承。
中共头目大都漠视生命，冷酷嗜血，同杀人魔王张献忠没有本质区别。如夏曦1930年在湘鄂西苏区肃反，用尽酷刑屠杀自己的同志一万多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193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反AB团的名义杀人立威激起富田事件后，将红20军从副排长到军长的七八百军官全部骗杀。随后进一步大开杀戒，杀掉苏区10多万红军和民众。波尔布特杀掉柬埔寨三分之一人口，完全是向毛撒旦学习的。周恩来和康生1931年在上海率领中共特工亲执斧头砍死顾顺章一家老弱妇孺十几人，包括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林彪挥军攻打长春时，不许民众出城，活活饿死20万人民。
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对旧朝官员，只要不再反抗，新朝一般并不追究，最多监视居住。但毛泽东自食其言，大肆杀害没有任何反抗、甚至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还建立起劳教制度来继续迫害和虐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毛泽东搞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制造阶级斗争，挑起民众相互残杀，他却乐在其中。
毛泽东五十年代后期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又搞统购统销，反瞒产私分，掠夺农民口粮，导致全中国五九年至六二年饿死四千万人以上。笔者的老家是重庆城边的江北县，本来物产丰富，当时全县40万人，饿死的人高达8万多，占20%以上。四川荥经县饿死人更高达50%，全县十万人，饿死5万多人。历代王朝面对大饥荒，都会开仓赈灾。而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个大卖国贼面对他们自己一手制造的巨大人灾，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和恻隐之心，宁愿把粮食和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赈灾，反而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即使按照每100公斤粮食救活一条人命算，这些粮食可以救活4740万人。也就是说，若把这些粮食全部用于赈灾，中国就不会饿死人。中共卖国集团还向匈牙利赠送3000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000万卢布的食品。中共还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1万吨小麦和大米。
由于中共崇尚暴力，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强调铁的纪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干起坏事来没有任何底线，干了以后绝不忏悔。中共要求党员忠于党忠于领袖。公然煽动夫妻反目、六亲不认，子女反父母。要求同亲人划清界限。赵紫阳曾同意枪毙自己的父亲。被毛泽东赞扬过的红色绅士牛有兰鼻孔被穿上绳子，由其儿子、中共干部牛荫冠牵着游街批斗。文革期间，薄熙来将父亲薄一波的肋骨踢断三根。1970年，方忠谋女士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16岁的长子张红兵检举。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这样的惨事层出不穷。
历朝历代处决犯人时，总是会让犯人说话的。例如，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共拍了大量美化共产党人的电影，其中不乏这样的镜头，共产党员被枪毙时，总会高喊“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甚至在刑场发表演说。自称握有真理的共产党，却极端害怕犯人呼喊反革命口号。中共处决犯人时，总是用绳子勒住犯人嘴巴，或者在嘴里塞上东西，甚至先割断犯人的喉管（如张志新），或者用竹签将下颚和舌头刺穿成一体（如李九莲）。
掘墓抛尸的事情，历史上虽然发生过，但毕竟罕见。在中共统治时期，掘墓抛尸，司空见惯。大量文人名士、抗战英雄的坟墓被挖掘踏平。宋庆龄父母位于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也被挖掘了。
枪毙犯人后，中共要向其家属索取子弹费。要家属买子弹枪毙自己的亲人，或者说，处决犯人后，还要威吓其家人，在这一点上，中共的人性已经完全泯灭了。希特勒和纳粹再残暴，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中共早就开始了。1978年被中共杀害的烈女钟海源，事实上就是被活摘器官的。
1991年，由师哲口述，其女儿执笔写成了《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文中记载，1940至1941年间，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经用三个活人做解剖实验。这三个人都是反革命分子，由康生批准处理。这同日本731部队拿活人做实验没有区别。只不过日本人拿异族人做标本，中共拿同族人做标本。
海外华人华侨只要对中共持批评态度，中共就不给其延长护照，不发给签证，禁止回中国学习、工作、经商、观光、探亲等，甚至连奔丧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2015年4月5日写于纽伦堡
(全文大约4900字)
首发于《欧华导报》2015年4月总第26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