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3月31讯】（新纪元周刊421期，记者赵芷菱报导）蒋渭水一生以和平革命的方式，推展台湾的民主思潮，曾进出日本监狱十数次，创立台湾第一份报纸、第一个政党、第一个工会，不仅成为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中心人物，也是一般民众期望的“台湾人之救主”，更被后人尊为“台湾国父”、“台湾的甘地”。
大部分人或许不知道，早在蒋介石、蒋经国的“蒋氏王朝”之前20多年，台湾就已有一位本土的“蒋氏”，在近代台湾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蒋渭水（1891—1931）生于《马关条约》中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殖民时代，出生之后5年，正值清廷甲午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之际，而在其逝世后仅月余，日本又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渭水生逢国家与民族命运多舛危殆之际，因而注定与造就其奋斗和不凡的一生。
抗日殖民英雄 追随国父思想
蒋渭水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掀起了台湾文化启蒙及政治社会运动的热潮，有人说1920至1930年代是“蒋渭水的时代”，那时代的精神叫做“蒋渭水的精神”，但这段历史遗产，却长期不被台湾社会所认识，直到近几年蒋的历史事迹才逐渐被还原。
1920年蒋渭水30岁时，适逢苏共推翻帝制革命成功、一战结束后兴起民族自决主义与第三共产国际会议的相继召开，这些都深深影响当时全世界的社会革命者，包括蒋渭水和孙文。而蒋渭水又比孙文更坚持这条路线，才会在遗嘱说：“台湾人的革命已进入第三期，无产阶级的革命迫在眉睫。”较左倾的政治思想在此展现。
但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重视工农阶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属社会地位不高、不起眼、收入微薄又没力量的一群人，左派倾向同情他们，也总是在劳资双方的纠葛中站在劳方这边。
而殖民帝国者往往是极右派，他们榨取劳力并刻薄对待工农阶级，对待殖民地更是毫不留情的剥削，日本自也不例外。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台湾人时刻都能感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与欺压，所以像蒋渭水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接触外国政治思想、为台湾找出路时，其实很容易与左派思想相合。
1925年左右，随着台湾各种政治思潮不断兴起，此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继而北伐以期统一中国。这也激发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希望，他们乐观认为“中国国情不久必可恢复正常而雄飞世界”。
隐失的历史被还原
1951年蒋渭水逝世20周年，国民政府曾举行盛大纪念会，由总统蒋介石追赠“民族正气”匾（现存锦西街的蒋渭水纪念公园）以示旌扬。但此后又不再纪念了，蒋渭水的事迹也从此被掩埋，直至近年台湾民主意识抬头，这段历史才逐渐被提起。
而蒋介石之所以悼念蒋渭水，系有其时代的需要。据“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分析指出：透过史料回溯1949年，蒋介石因国共内战惨败而迫迁来台，时风雨飘摇，美政府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于是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宣布不再介入国共内战，随即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国府情势陷于险境。
美驻台领事甚至悲观评估，若无美援支撑，蒋政权在几个月之内恐将崩溃。当时蒋介石为争取美国回心转意，特展现革新气象，任命具有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博士背景的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也任命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受美国信赖的孙立人将军出任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出仕后，有鉴于“二二八事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因此主张重用本省籍菁英出任要职，争取民心，因而延揽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出任省府民政厅长，隔年蒋渭川转任内政部常务次长。
然而情势逆转，1950年韩战爆发，促使美改变对华政策。中共抗美援朝，毛泽东派兵进驻朝鲜半岛，与美军作战。美因而恢复对台的军事及经济援助，第七舰队巡防台海，台湾转危为安。
但美国对蒋介石能否有效治理台湾仍有存疑，美国务院亦有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要求蒋介石离台。
就在此历史背景下，为因应需要，1951年，蒋介石盛大举办追思蒋渭水逝世20周年纪念，其意在激起台湾民众之民族意识，其用心就不难明白了。随后，韩战陷于胶着，形成东西冷战国际情势，台湾成为美在西太平洋围堵共产主义的最前线，美右翼势力抬头，对蒋介石的态度也由原先的犹豫而转为坚定支持。
蒋介石政权稳固后，吴国桢难以施展抱负，坚辞省主席，随即以养病为由，赴美滞留不归；1955年，又爆发“孙立人事件”，孙立人将军遭到撤职软禁。
至此国民政府已无纪念蒋渭水之必要了。纪念蒋渭水反而会踩到国府威权体制的红线。蒋渭水在日殖民时代，尤能组党，而当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反而是被严禁的，纪念蒋渭水岂不自踩地雷？
自此，蒋渭水不再是“民族正气”的象征，反而成为一种政治禁忌。戒严时期，蒋渭水的家族都避谈往事，以致后代子孙也都不太清楚蒋渭水的生平事迹。
直到1976年，监察委员黄煌雄才著作台湾第一本关于蒋渭水的专书——《台湾的先知先觉者：蒋渭水先生》。而半个世纪后，国民党终于认识到蒋渭水的历史价值，并急起直追。
2006年，蒋渭水逝世75周年，蓝营执政的台北市政府将“锦西公园”更名为“蒋渭水纪念公园”，并立碑纪念。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也定名为“蒋渭水高速公路”。且中央银行在2010年发行5000万枚面额10元的“蒋渭水纪念流通币”，用以纪念其影响台湾民主与文化运动的贡献。
平凡出身 医校展风华
蒋渭水，字雪谷，祖籍福建漳州，出生于台湾宜兰的平民家庭。父亲蒋鸿章在宜兰市街的城隍庙以命相维生，在4岁时，父亲就收养了石有为童养媳，准备长大后与蒋婚配。幼时的蒋渭水一度周旋于庙会之间，做过乩童。8岁受教于宜兰宿儒张镜光，17岁才入公学校（小学），3年后即毕业，20岁以第1名成绩考取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
医校生活是蒋渭水一生中重要阶段，在同学印象中他是个“多才略，而亦敏求”之人，即于“专门知识外，不仅有余力，且负勇气领导校内外，从事些充满民族意识的反抗异族统治行为，其所展现的反抗精神，实不失为同学中之豪杰。”他曾因殴打日本人而被禁足2星期，也曾在艋舺举行学生大会，并在和尚洲水湳庄（现新北市芦洲）举行柑园会议，挺身痛斥日当局的压迫，及鼓吹民主革命。
入医校翌年（1911年），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消息传来使得医校学生皆洋溢着高昂的民族意识，学生之中又以蒋渭水表现最为热烈。蒋渭水认为“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他因此发动捐款，支持祖国革命，还曾愤于袁世凯窃国，积极参与潜赴北京暗杀袁世凯之计划，后因故没能成行，一直深引为憾。
医人到救国 不惧囚牢
1915年蒋渭水以第2名成绩毕业，分发至宜兰医院实习一年，隔年即在大稻埕（今台北市延平北路）开设大安医院。又于1917年取得宜兰名酒甘泉老红酒的代理权，在大稻埕开设“春风得意楼”，广结社会各界人士，为其后民族革命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5年后1920年，蒋渭水设立文化公司，多次参加“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隔年春天，结识了正在从事议会请愿运动的林献堂。蒋渭水认为林献堂主导的议会请愿运动，是当时“台湾人唯一的活路”。
1921年，蒋渭水在大安医院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作为提倡民权之启蒙运动组织，并发表文章《临床讲义》，确立了文协的方向。他从医师的角度将台湾拟为“患知识营养不良症”之患者，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儿。
此后，蒋渐成为一个本土运动者，日总督府视其为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第一指导者”、“煽动民族反感者”。1922年蒋到东京向日本裕仁太子（后昭和天皇）请愿，而触怒日当局，于1923年因治警事件（治安警察法违反检举事件）遭判刑4个月，为台湾人因政治请愿被拘禁之第一人。
但蒋却将入狱视同“入学”，而且“入学后读书的成绩还更良好”。后来1925年他又因反抗总督政令被囚4个月。
2次入狱共监禁144天，成了蒋渭水充实精神财富的机会。医校时期，蒋虽醉心于政治社会运动，但对于政治理论的知识，未作深入研究。蒋渭水戏称坐牢为“游学早大（日本早稻田大学）”。
狱中他写下了《入狱日记》、《狱中随笔》以及许多评论诗文，笔锋犀利毫不隐讳地抨击日殖民统治，指出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源于日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榨取。
第一民党诞生 强力揭弊日府
后台湾文化协会因思想分歧而产生分裂，虽蒋渭水提出“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的呼吁，1926年“文协”终告分裂，蒋渭水、林献堂等人退出，1927年台湾史上第一个合法政党“台湾民众党”，也应运而生。蒋也另组织“台湾工友会总联盟”等，希望能唤醒民众，一起挺身向日府争取台湾人民的权益。
以蒋渭水为首的“台湾民众党”积极从事各种反日民族运动，成为日殖民当局最头痛的眼中钉。民众党除推动地方自治改革、反对日殖民之始政纪念日活动和官有土地政策外，尤以揭露“雾社事件”真相最令人称快。
1930年10月27日，日府出动大批军警与飞机，甚至使用人道所不许的毒瓦斯，残酷镇压台中雾社泰雅族人，使几近灭族。事发后，日惧曝光，一意掩饰。惟民众党全然不顾危险加以揭发，对内不断报导，对外则致电广为宣传，并游说日反对党“大众党”来台调查，且将事实公诸国际媒体，为缓和各方压力，日被迫罢免台湾总督、警务局长等官吏。
还有，日本政府为了贩售鸦片图利，1929年发布特许令，放宽台湾人吸食鸦片。但“台湾民众党”反对鸦片毒害，在全岛各地举办打倒鸦片大会，还多次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在台贩卖鸦片之特许制，1930年蒋渭水还不惜让长子蒋松辉冒着生命危险，向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发送电报。
电报顺利发出，国际联盟立刻派人来台调查，日总督府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改弦易辙，推动鸦片矫治治疗工作。
这场鸦片之战，民众党打得漂亮，却让日府颜面无光。1931年2月在“台湾民众党”举行全台党员大会时，台北北检署到场强制解散。台湾第一个合法政党只存活了3年7个月，就此终结。
蒋逝瓦崩 政治家典范
民众党被解散后6个月，蒋渭水因染伤寒，41岁即英年早逝。此后整个民族抗日运动在日本示警、高压及分化离间下纷纷瓦解，政治改革的运动自此趋于沉寂。每在事件发生时，各种政治问题上皆缺乏积极有力的领导人物，时人同感共鸣：1920至1930年代是“蒋渭水的时代”，那时代的精神叫做“蒋渭水的精神”。
蒋渭水一生受日本拘捕、囚禁十余次，都未改其志，致死都展现“彻底的特质和不妥协的精神”，认为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分水岭”，这句话原本是蒋渭水对社会运动领袖蔡惠如的赞誉，后来大家认为其实蒋本人最符这个称誉。
蒋渭水的元配石有，是一位朴实、勤快且贤良的妻子，婚后生了4个儿子，分别是松辉、松铭、时钦、时英。
而石有的哥哥石焕长、石进源、石秀源，后来也都是蒋渭水社会运动的重要干部。两家感情十分深厚。可惜石有没受过教育，只能在背后默默支持先生。
蒋松辉（2014年以101岁高寿过世）曾回忆说：“家父给病人诊病，诊察费足够车资时，就匆匆忙忙赶去讲演。”像有还不完的演讲债，南北奔波，日警也疲于奔命，他一次上台可讲3小时，日警视他为“煽动民族反感”的强烈民族运动者。有次在莺歌演讲，辩士只蒋一人，日警还出动20余人“旁听”。
蒋渭水的养女蒋碧玉（1995年逝）也说：“父亲和他的同志们时常晚上去演讲，但到半夜却是另一批人回来给他们拿衣服，说是又被日本鬼子给捉去了，这种事经常发生。”
蒋渭水当医生后，常和朋友上酒楼，因此于1919年结识艺旦陈甜，并将她纳为侧室，替她改名陈精文，也教她读书识字。当时“台湾文化协会”积极展开一系列的民权启蒙运动，会员50人中只陈甜是唯一的女性。
陈甜一路陪伴蒋渭水从事社会运动，有时蒋渭水入狱，她也能独自上台演说，宣传理念。她不但是蒋渭水的革命伙伴，也是心灵伴侣。
蒋渭水死后，清算财产，只剩2500块奠仪，连电话都被搬走。但当时2500块算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石有就依靠这些钱养大孩子们。
蒋渭水葬仪当日，不顾日府强烈警告，全岛各地自动踊来参加“大众葬”（民众为蒋所举行的国葬）有5000余人，将大稻埕挤得水泄不通，日府不得不派出80名警吏沿途警戒取缔，所谓“死渭水吓死活总督！”成为台湾史上传奇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