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3月31讯】（新纪元周刊420期，记者赵芷菱报导）鲁迅是个颇负争议性的人物，过去鲁迅被大陆“神化”，在台湾鲁迅的作品则被视为是思想不正确的“禁书”。
1920年代新文学运动时期，鲁迅的著作一度影响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1946年在台曾掀起短暂的“鲁迅热”，后因鲁迅浓厚的左翼色彩及与共产党密切的关系，使两岸呈逆反方向发展。至1980年代解严前后，文学全面解禁下，因对“禁书好奇”心理，使鲁迅的作品最早受到系统性的关注。
两岸两样情
鲁迅（1881年－1936年）在中国大陆具有崇高的文学地位，主要与其政治立场左倾、反右，及受到毛泽东的推崇有关。毛泽东曾高度称颂“鲁迅是骨头最硬的”民族英雄，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使鲁迅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名词，无人望其项背。
与此同时，台湾则把胡适视为中国20世纪的圣人，认为他虽非完人，但他屏弃所有的私念，毕生奉献于学术、教育事业和为国家建言上。“鲁迅”与“胡适”在中国与台湾分别遭到天渊之别的待遇。但半个世纪后，中国大陆开始热中胡适，而台湾则开始研究鲁迅。
刻划人物丑陋 否定中华传统文化
鲁迅笔下人物充满缺点，如阿Ｑ、华老栓、祥林嫂、孔乙己等，他们是自私、无知、盲从、自欺、麻木、懦弱、欺侮更软弱之人等丑陋人物。而其文章充满愤懑、鄙视和丑化人性。
鲁迅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系透过农村贫苦雇农阿Q的形象，影射中华民族“普遍”的劣根性，如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等。
而其《狂人日记》则是透过一个“狂人”的日记来阐述理念。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将中国故有的传统文化归结出“吃人”二字，着实令许多人为之惊愕！文学家梁实秋即评说：“鲁迅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枝笔，但无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人心变坏，罪在世人。中华文化一向教人要修身养性，遵从四维、八德与三刚五常等言行规范；鲁迅藉文章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却代之以斗争、暴力等负面思想的灌注侵害。
怀怨境遇 文诛笔伐
梁实秋认为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为文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并认为“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他谩骂别人的改良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鲁迅家本是世族大家，其祖父周福清时代，有千亩良田和几千平方米宅第。
周福清曾获殿试三甲第15名，但仕途不顺，后变卖家财买官，候补9年后当上了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后周福清为让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通过乡试，与他人合伙贿赂主考官，不料事迹败露，光绪帝下旨严惩。周福清因主动投案，加上浙江官员求情，后判斩监候，即秋后再决，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三年间周家为了推迟周福清的行刑，到处撒钱打点。熬过三年后，周福清转为无期，7年后被大赦释回。
而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此变故中被革去秀才功名，后竟一病不起。亲友邻居走避，所有重担，骤然压到了13岁的鲁迅身上。少年鲁迅尝受世间冷暖，成年后，他怀怨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其实周家大宅依旧，尚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三兄弟（周作人、周建人、周椿寿）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读书。鲁迅29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
可见鲁迅的痛苦多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间受到以前从没有过的白眼和冷遇。
1906年，25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国，遵从母意与长3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未与朱安同床（据鲁迅之友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婚后第4天鲁迅东渡日本（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4天东渡，而是秋天才动身的）。
1927年鲁迅在广州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周海婴之子为周令飞。周令飞在1980年代时与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相恋并移居台湾。他的女儿周璟馨（即鲁迅的曾孙女）曾参加台湾综艺节目并成为热点人物。
鲁迅的阶级与暴力思想
鲁迅有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是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照鲁迅所言“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可清楚看出鲁迅的阶级思想系与中国儒家文化“追求至善”的理想，背离甚远；生命无贵贱之分，“愚弱之人”同样有其生命的价值。
鲁迅还说：“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憎与能爱才能文。”鲁迅此“杀、憎”才能“生、爱”，即“暴力才能生、爱”，正与中共之斗争、暴力思想相合。
鲁迅一生“骂”过许多人，他的个性中也有着强烈的攻击倾向。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此处更清楚鲁迅其“斗争”、“不宽恕”与“战斗”的本质。
鲁迅的母亲曾言：“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1936年北平《民国学院院刊》）
灭汉字、谤中医、无神论
研究鲁迅的作品者发现：鲁迅曾坚决废除汉字、阴历，主张改用外国的拼音文字，并宣称京剧为垃圾。曾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汉字是劳苦大众的结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1936年在抗日民族危亡之际，鲁迅对上海《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此举不啻为1931年苏联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作呼应，也正是中共推行简化变异汉字的助力。
鲁迅因其父亲的病而痛恨庸医，继而全盘否定中医，说“中医无非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他对中医敌视的态度，至死都没改变，影响其后一个世纪，成为大陆诽谤中医、诋毁传统的有力借口。
然中医博大精深，近年来逐渐受到世界各阶层的肯定。中医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境界，亦即与易经、修炼文化有着巨大的联系。鲁迅诋毁中医，也为中共“无神论”的发展做了铺垫。
鲁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演讲中说：“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此譬喻恰给中共无神论者用来打击信神者之伪论，也是对普度众生与修炼文化的讽刺与不理解。耶稣当年为了替祂的门徒赎罪，甘心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用祂的血洗去门徒的一切罪，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祂仰头对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自己在做什么。”死后第三天，耶稣复活了，祂的众多弟子与世人见证此一神迹。
鲁迅为中共利用
中共利用鲁迅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破坏，在1971年〈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一文载：“鲁迅正是以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冲破一切旧的传统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总代表孔家店，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
还有中共利用鲁迅批判孔子，灌输以斗、批、改思想：“五四运动推翻了对孔家店的迷信。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主将。今天，我们纪念鲁迅，要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深入搞好‘斗、批、改’的需要。我们要在党的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进一步开展批修整风，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文学家苏雪林倡“反鲁”认为：“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苏雪林随民国政府迁台后，于1966年发表《我论鲁迅》，表明中华民国被颠覆就是因为忽略了“反鲁”，从而导致共产主义的蔓延。她警告：“鲁迅偶像一入台湾，我敢保证，半年内文风丕变。”
旅居德国的作家徐沛指中共吹捧利用鲁迅：“在台湾有苏雪林等抵制鲁迅的恶劣影响，但落入中共的大陆民众则从小就被迫接受鲁迅的毒害。鲁迅之所以能被共产国际选中，成为吹捧哄抬的对象，是因为他发表《狂人日记》后就以‘反孔、反传统’著称，与共产主义方向一致。鲁迅死后，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立即出版鲁迅全集，并立即成立各种组织和机构来推广鲁迅的作品和精神。
中共系统地用以鲁迅为首的五毛及其文学毒化大陆人，剥夺了他们像台湾人一样接受孔子教化的机会，使大陆人从小就沦为马列子孙，既学不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不可能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孩子学到的是违背天理人伦的党八股，和不择手段的急功近利，沦为中共党文化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中共建政后，对外宣称施行九年义务教育，但在1976年毛泽东死前，中共搞“出身论”，把家庭出身划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前者父母是共产党干部、工人等，后者父母为非共产党人、地主等。后者受到各种歧视，即使成绩好，也不准升学，尤其是上大学。”
还有“中共篡改简化了汉字的意涵，并按照它的需要不断地伪造教材，学生读的是反孔、反道德的鲁迅等共产毒物，所以女中学生可以在文革中打死自己的老师，而在改革后女大学生则以当妓女做二奶为荣。从小被扭曲了价值观、正义感，有评论说‘垃圾课文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
被指汉奸 亲日俄挞伐中国人
鲁迅对共产苏联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对军国主义的日本，也有牵扯不清的关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鲁迅称此为日本帝国主义“膺惩”其奴仆中国军阀，同时“膺惩”中国民众，因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
对于日本占领中国领土，鲁迅宣称，日本侵占东北是其进攻苏联的开头；面对民族危机，鲁迅系以苏俄为中心来表态与考虑问题，他在乎的是“这将成为日本攻打苏联的第一步”。
中国大陆在鲁迅生前生活或工作过的许多地方开设了鲁迅纪念馆或博物馆。展厅陈列了许多鲁迅的手稿、著作和遗物，当年鲁迅的书籍，大多由日本内山书店来代为销售，鲁迅和日本人内山完造为莫逆之交。加拿大学者孙乃修于2014年发表一篇关于鲁迅与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交往的文章，援引了许多历史资料，显示鲁迅不仅有汉奸之嫌，内山也可能是日本间谍。
文章统计，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前，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仅有1920年、1926年的两封，但“九一八”后至1936年鲁迅去世，致日本人书信多达98封。
孙乃修列举了多达30余段信文实例，展示鲁迅对日本侵略中国及其暴行没有表露出一丝愤怒、抗议或谴责。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立场，不但不谴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把中国文坛的蜚短流长散播给敌国人士。他甚至还在信中倾诉对日本的思念：“我也常想看看日本”；多处表露对敌方权力者和文化的好感。
1933年4月鲁迅给一位日本女性山本初枝写信，以尊敬的口吻，称赞侵华决策者之一、正当权的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评论“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1934年12月在另一封信中，他阻拦山本初枝学中文，还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鲁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的一封信中还称赞：“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当时日本已侵占东北近5年，且在华北虎视眈眈、不断挑事之际。以上阐述都有鲁迅的亲笔书信作为证据。
张生在2012年《其实鲁迅是汉奸》一文中道出：鲁迅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奸。在大陆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鲁迅和一位日本“友人”来往密切。这位友人叫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了一家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到中国显然不是做慈善事业的，他以书店为掩护为日本收集情报，收买拉拢汉奸。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里提到他完全知道内山是日谍。鲁迅自己毫不避讳和内山的深厚“友谊”。
1934年5月的上海《社会新闻》有文指鲁迅与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鲁迅也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一个汉奸的准确定位。
鲁迅写大量文章攻击政府、诋毁中国，宣传亡国理论。在其笔下中国的文化等同于垃圾！中国青年动辄被日本人杀戮，不是因为日本人残酷残忍，而是因为我们不认真！我们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总之中国什么都不如日本。鲁迅认为日本人是注定要像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鲁迅之死更是将他汉奸身份暴露无疑。1936年鲁迅病重，一直由内山完造安排须藤医生治疗。日本人在中国屠杀中国人，对鲁迅却如此费心。而鲁迅临死前还抱病出访鹿地亘及内山，次日病危，第三天去世。
中共建政后，大陆的中小学课本收录了许多鲁迅的文章，但至2010年起，鲁迅的作品逐渐的退出教材，至2013年仅存一篇收录在七年级教材中的《风筝》，也遭删除。徐沛认为，让鲁迅的文章从教材中退出，正好起到拨乱反正之效。惟有从根本上肃清颠倒是非的鲁迅及中共党文化毒素，才能回归中国正统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