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3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曾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导正，日前家中的电话突然被中共当局掐断，具体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评舆论认为，或与其早前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有关。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杜导正早前在香港及台湾出版《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后，3月21日早上开始，杜导正家中电话已被截断不通。
据了解，杜导正原名杜毓芷，山西定襄人，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老部下，曾官至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后出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在赵紫阳被“软禁”的十六年中，杜导正、萧洪达、杜星垣、姚锡华四位赵的老部下经常去探访他，说服并帮助赵紫阳最终以录音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由赵紫阳秘密录音而成书的中英文版《改革历程》（又名《国家的囚徒》）出版，杜导正是此事最主要的谋划者和操作者。
杜导正的新书《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经近十年保密封存后，于2010年1月17日在香港以及台湾同时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这本书首度公开了赵紫阳录音口述书稿中未发表的三十多次谈话，涉及一些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该书并精选了作者拍摄的40多幅珍贵历史照片作为书中的插图。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这本书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三部分。上篇内容为“秘密录音酝酿过程•赵紫阳谈话”；中篇内容为“秘密录音操作过程•赵紫阳谈话”；下篇的内容为“秘密录音前的回顾”。
今年3月21日，网路杂志《纵览中国》报导，杜导正日记在港台出版。在杜导正的这些日记里，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实施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敏感”议题都有详尽表述。报导认为，赵紫阳的那些思考，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赵紫阳究竟还说过什么？现摘录杜导正的这部日记里赵紫阳的部分言论。
— –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2000年11月11日杜导正日记）
— –说到腐败，他（赵紫阳）说，第一，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二、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第三、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第四、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矛盾。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第五、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引自1994年9月13日杜导正日记）
— –赵紫阳说，“反腐败，当局看来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南朝鲜是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别人都可以查，我们呢？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怀疑谁，查谁。查后，如真正违法，那就严格执法；查不出来，那你向民众说清楚”；“现在这个搞法仍是惩治几个人，譬如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这么做下去，吊高了人民的胃口，我们办不到，人民更加失望！”；“说来说去，是我们经济开放，或经济自由、经济市场化，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老一套”（引自93年9月12日杜导正日记）
— –赵紫阳说，“中国要反封建，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问题在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由此岸到达彼岸，这个路子怎么走？这条路非走不可的。台湾走了，走得比较成功；韩国走了，也较成功。泰国走了，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走了。印度尼西亚不走，在群众运动中，苏哈托下台了，引起动乱，目前，在痛苦中挣扎，看来也在向这个目标走。世界上到今日，发达国家这一套，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未出现能超过它的政治模式。因此，世界要走这条路，这是大趋势！中国呢？现在当局不想走这条路，抵抗这条路，但在国际上，中国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得不应付。内部呢，加紧控制，是‘外松内紧’，想顶住这民主大潮但又顶不住，只好且战且退！这么下去，自然是危险的。”（引自2000年8月6日杜导正日记）
— –赵说，我个人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就是说，我–中共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长远利益。这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我看此人（指江泽民）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他（指江泽民）在上海说，接受前两个总书记的教训，我的方针是“应付”。（引自2000年6月22日杜导正日记）
谈到“六四问题”时，赵说：“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