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女士的《穹顶之下》在网上播出后，几天之内赢得两亿次点击，创造了网路传播的奇迹。我对柴静女士为中国环保事业和记录历史真相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对中国的专制、腐败、垄断、黑暗感到强烈痛恨和谴责；对中国严重破坏生存环境的断子绝孙式经济发展模式感到极端无奈和悲愤，对遭受大气污染、河流污染、土地污染、食品污染而患上癌症等疾病和死亡的千百万受害者特别是老人和儿童感到特别同情；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家园、挑战贪官奸商的言行感到由衷高兴······
中国污染惊心动魄
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30个省（区、市），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大城市有7个在中国。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
北京雾霾天气当年高达175天。原本山色空濛雨亦奇的地上天堂杭州，雾霾超过了200天，为全国之最。
柴静请北大对她所携带的采样膜进行测试分析，结果表明，空气中有15种致癌物，其中世界上最强致癌物之一的苯并芘，是国家标准值的14倍，甚至有人超标20倍。北大已经不能根据伦理安全值在实验室内做人身实验。因为假如设定一个伦理安全值，外面大气比实验舱的空气污染浓度还要高。换句话说，北京人经常生活在远远超过伦理安全值的巨大污染实验室里。也可以说，穹顶之下就是超级污染实验室。
PM2.5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火山喷发和森林大火中就有大量的细颗粒物。从钻木取火开始，人类活动就在制造PM2.5。但大规模的空气污染，频繁的雾霾，则是工业化以后大量燃烧煤碳和石油引起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大气污染的严重后果。1952年12月5日至10日，伦敦发生了超过一万人死亡的大烟雾事件。当时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190倍，比中国PM2.5超标的倍数高出一个量级。在那以后，各工业国家纷纷减少和控制煤碳用量。但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拉开了超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的序幕。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穹顶之下》重点报道了空气污染。其实，除了空气污染，中国的水污染、土地污染，食品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荒漠化等等环保问题都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雾霾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穹顶之下》直观形象地描述了雾霾的现象、构成、来源和危害等，有很高的科普价值。雾是地表大气中悬浮的由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水汽凝结物，是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霾是固体颗粒。霾的核心物质是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气象学上称为气溶胶颗粒。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高密度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活动必然会排放大量细颗粒物（PM2.5），一旦排放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承载度，细颗粒物浓度将持续积聚，如果受静稳天气等影响，极易出现雾霾。
雾霾含有可吸入微粒（含多环芳烃、各类重金属等）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数百种大气化学颗粒物质，它们能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叶中，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生殖系统等疾病，诸如咽喉炎、肺气肿、哮喘、鼻炎、支气管炎等，还会诱发肺癌、心肌缺血及损伤。《穹顶之下》有一个动画片，形象地模拟了PM2.5微粒进攻人体的战争。雾霾也常常引发交通事故。雾霾天气严重危害人类。
中科院的测算显示，当PM2.5值升高的时候，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中国前卫生部部长陈竺的测算结果是，每年因为大气污染，中国过早死亡的人数是五十万人，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孩子和老人。运动时人们的呼吸量会增加五到十倍。雾霾期间运动对身体伤害极大。人类只有肺的淋巴结是黑的，就是因为人的肺吸了很多粉尘，淋巴系统是人的免疫系统。过去30年来，中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
PM2.5的来源是燃煤、燃油、生物质燃烧，工业、养殖、化肥、扬尘等。中国的PM2.5，百分之六十来自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
美国大使测雾霾
关于PM2.5的监测，我们首先要感谢美国第十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他2011年8月至2014年年初在中国任职期间，以身作则，刮起亲民风、节俭风、要求官员公布财产风、环保风和人权外交风，横扫专制腐朽浪费奢华弄虚作假的中共官场。
2011年10月起，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让PM2.5闯进了公众视野，中国民众由此意识到北京的严重污染状况。中共当局不但不感谢骆家辉对中国环保做出的杰出贡献，反而恼羞成怒，无端指责美国使领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后回应说并未违反公约，会继续检测发布。如今监测PM2.5已经成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常规环保任务。
中国发生严重雾霾的十大原因
1。烧煤太多，其中褐煤（劣质煤）太多。2013年中国烧煤已经高达36亿吨了，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烧的煤还要多。专家测算，中国需要将燃煤控制在每年20亿吨以下，才能有效改进空气质量。
2。煤炭未洗选。煤炭洗选是利用煤和杂质（矸石）的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通过物理、化学或微生物分选的方法使煤和杂质有效分离，并加工成质量均匀、用途不同的煤炭产品的一种加工技术。煤炭洗选的功用在于提高煤炭质量，减少燃煤污染物排放。煤炭洗选可脱除煤中50%-80%的灰分、30%-40%的全硫（或60%~80%的无机硫）；提高煤炭利用效率，节约能源；减少运力浪费。中国清洗的煤炭，至今不到一半。
3。工厂烟囱没有除尘装置和脱硫设备，直接排放。除尘装置俗称除尘器，是除去或降低烟气中飞灰含量的装置。脱硫设备是用于除去煤或烟气中硫元素的装置。硫对大气和水的污染都很大。中国钢铁行业的烧结机总量约为1000台，已安装脱硫装置的不到20%，其中1/3不能正常运转。
4。家庭小煤炉太多。家庭小煤炉热效率低，没有除尘脱硫装置，低空直接排放，严重污染室内空气和大气。燃烧同样的煤，其污染是工业的两倍。还常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5。车太多，堵车多，短程开车太多。最近十年，中国的车增加了将近一亿辆。2014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近1.4亿，有31个城市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重庆、成都、深圳、上海、广州、天津、杭州、苏州、郑州等10个城市超过200万辆，北京市汽车超过500万辆。堵车严重。塞车时排放超过正常行车的两倍以上。刹车时重金属的排放会更多。汽车成为最大污染源之一。
6。机动车缺乏除尘装置，特别是柴油车排放太高。中国生产的车，全面造假，成为行业秘密，90%的车没有除尘的基本配置。没有除尘装置的柴油车，其颗粒物的排放，是国四车的五百倍。柴油车虽然只占全部机动车的17%，但其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其颗粒物的排放，要占99%。所以三万辆车夜间进城，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夜里还在跑。而且柴油车尾气的排放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
7。车油质量太差。柴静等人在延庆抽查的柴油车，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全国的最高水平，但其硫含量是欧盟、日本和美国的25倍。中国的油品，长期比发达国家低两到三个等级。每提高一个等级，排放可以减少百分之十。目前，国四以及以上的油品只占3%。
8。加油站缺乏油气回收装置。每升油的蒸发量高达1.5克。车油箱密封不严，油也会蒸发出来。蒸发出来的碳氢化合物，比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还要多。
9。建筑施工产生大量尘土。土的堆放和运输过程中缺乏遮盖。
10。餐饮业缺乏油烟净化器。餐饮业所造成的燃煤废气、油烟、杂讯、污水、恶臭和垃圾等污染，与机动车尾气污染并列为城镇居民所厌恶的两大公害。餐饮业也是地沟油的发生地和污染源。北京餐饮业产生的PM2.5污染占6%。
专制腐败是中国严重污染的根本原因
上述雾霾的十大原因是表象，中国严重污染的根本原因是中共的专制腐败。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工业化的道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难免产生环境污染。但中国生存环境的如此高度破坏，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腐败的恶果。中国是后发国家，本来可以吸取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但由于中共的专制腐败，治民有术，治国缺方，执政能力低下，导致中国走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比先发国家还要大得多。中共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是死保专制统治，贪官奸商拚命搞工程只图捞取私利，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以猛耗资源、破坏生态、侵犯人权、贵买贱卖为特征。一言蔽之，高代价、低回报。最糟糕的是牺牲了人的尊严和生存环境。
中国的环保专家早就知道污染的严重情况，但中共以维稳为由，同2003年的“非典”一样，隐瞒真相，封锁信息，导致中国的污染日新月异，节节上升。民众肺部的乌黑，直接原因是空气污染引起，间接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一党专政下的信息封锁。这说明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新闻自由是性命攸关的。中共高调宣扬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用专制意识形态控制国民思想。如今习近平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但从中国的污染来看，恰恰说明中共的所有“自信”都是完全不靠谱的。
法治不严导致污染泛滥
专制腐败必然破坏法治。柴静的调查揭露，大气防治法2002年就制定了，但10多年过去，没有执行过一次。原因在于没有执法主体。三个相关机构环保部，工信部和质检总局相互推诿，谁也不管。这说明全国人大水平太低，制定的法是不能执行的废法。也说明中国政府这方面的执政能力十分低下，不能进行有效管理。导致腐败泛滥，黑企业横行，假货烂货充斥市场，逼人作假，恶性竞争，劣币驱良币，落后淘汰先进，污染日益严重。
无法可循、法律荒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是中国众多问题的深层原因。在环保领域，制定科学的标准和规则，按照法律规定评估、审批、生产、检查和处罚等，至关重要。特别要建立有职有权、有管理能力，精干高效的执法机构。如果有法可依且严格执法，雾霾之源就会大大减少。例如，煤炭必须洗选，烟囱必须有除尘装置和脱硫设备、机动车必须有除尘装置，车油质量必须达标、加油站必须有油气回收装置、建筑施工必须尽可能减少尘土飞扬、土的堆放和运输过程中必须严加复盖、餐饮业必须安装油烟净化器等，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企业，一律禁止开业；运营的企业，一旦违章，立即停业整顿，并严格处罚，达标后再营业，否则永远关闭。例如，对于车企必须规定，所生产车必须合格，无论危及人身、财产或环境安全，都必须召回。没有达标的车，从出厂之日算起，每天罚款。迫使车企改进，否则破产关门。
对柴静和《穹顶之下》各种评议的看法
《穹顶之下》播出后，引发极高点击率、收视率、热议和评论，虽然褒贬各异，但引起全社会如此高度关注，这本身就说明柴静的纪录片是非常成功的。
柴静是一个启蒙者，也是一个行动者。她报道污染调查情况，揭露了中共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借机开展了环保、健康、公民、维权、法治等多方面的启蒙工作。治理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大事，不能只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等说了算数。否则，每个公民都可能受害。
有人说柴静为中共维稳。其理由是，促使中共政府治理环境会延长专制寿命，让环境继续恶化会加速专制灭亡。这种观点走向极端荒唐。治理污染同发展经济一样，是所有政府的职责，与专制和民主没有必然联系。治理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民主制度并非解决各种问题的万能钥匙。民主化的最高目的应当是让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好，而不是为了夺取政权。如今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当为保护生存环境而尽职尽力。和平渐进有序地转型无疑是社会变革的最佳方式。
有人说柴静同体制有关系，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追究现有制度和当今政府的责任，因而对中共是小骂大帮忙。我们设想，如果柴静提出制度和政府有问题，她的影片能够拍得出来，放得出来吗？柴静曾经是央视记者，她借助于同体制的关系和知名度拍出和放出这部好片来，发挥极大的正面影响力，这正是她的高明和可贵之处，在道义上完全站得住脚。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士，可能生活在海外的保险柜中，可以随便说话；或者是生活在国内的胆小鬼，自己不敢大声说话，却要别人高调喧嚷，当牺牲者；即使是国内反专制的英雄，这样苛求柴静也是不恰当的。其实，柴静是勇敢而且有智慧的，在中国的专制语境中，她已经达到了被允许的最高异议音量。
有人骂柴静是美狗，为美国人服务，在美国生孩子。这同骂骆家辉和民运人士等如出一辙。这些人如果不是专制卫道士（俗称五毛党），也是被彻底洗脑后装上专制晶元的应声虫。无论谁揭露中国的问题，他们都会像祖坟被挖那样万般难受，务必群起而攻之。
《穹顶之下》指出“两桶油”（中石化和中石油）垄断，要为油品质量过低和能源结构不合理负责。中石化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石化已经习惯被误解，并声称中石化为能效倍增和碧海蓝天做了大量工作。也有人表示油气垄断比放开竞争好。央企不至于为了钱丧心病狂，而私营老板为了钱可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如煤炭行业的自由竞争出现了矿难等大量问题。
有人苛责柴静的调查在专业上存在瑕疵，但这些人在专业上不一定超过柴静，可能有嫉妒心态。我们不能说《穹顶之下》完美无瑕，但从保护环境的社会效应来看，从专业角度求全责备没有什么意义。
有人怀疑柴静的动机不纯。其实，我们看人做事，首先是看客观效果。即使有功利心或其它动机，做一件事对民众和国家，对社会进步有好处，就值得肯定。
还有柴静被当枪使，柴静与政府存在某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柴静背后有支持力量，柴静有阴谋等等五花八门的猜测和评议，没有根据，不值得逐一分析。
中国解决污染必须要做的事情
在管理层面上，中国必须马上做的事情：变经济发展优先为环保优先，对官员的考核升迁从只看重GDP变为首先看环保，欲保官升官者都必须在减低PM2.5的前提下发展经济；立即停止用重金支持既污染又亏本的落后过剩企业，尽快关停并转；对于污染大的出口企业，宁可减产保价和提价，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改变能源体制和能源结构，打破垄断，提倡竞争，但必须严格依法管理，严防小煤窑遍地开花那种乱象再现，少烧煤，多烧油气，大力扶持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核电务必把安全放在首位；加快产业换代升级，让大量工人从采煤冶炼业转到环保工业上来；严防房地产盲目发展，13亿人的国家规划建设34亿人的房地产，鬼城林立，必将引起资源能源人力物力资金土地的极大浪费和生存空间极大破坏；鼓励公民检举揭发污染行为；大幅降低外援，外援必须由人大严格审核，最高不得超过国家总预算的0,5%，否则以卖国罪论处。
在政治层面上，允许新闻媒体对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自由地进行报道，社会舆论能够自由地讨论；停止打压环保人士和维权人士；推动建立公民社会，保障公民在环保方面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允许公民成立具有司法诉讼资格的环保协会和公益组织，出版环保和反贪的报刊并建立相应网站；受害者有权要求赔偿。
毫无疑问，中国迟早要废除一党专制和特权阶层，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司法独立，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维护基本人权和社会公正，根绝制度性腐败，健康发展，长治久安。
但愿人自由，千里共蓝天！
2015年3月5日写于纽伦堡
（全文大约5900字）
首发于《欧华导报》2015年3月总第26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