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让人们按照某些期待的准则行事，从而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养成生活习惯，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一种社会制度一旦形成，会促使社会成员形成一种行为惯性，从而形成大面积的社会风气。如果说，制度是否有高下优劣早已不成为一个问题的话，现在就是人们系统地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恶劣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虽然中共把自己改革来改革去的制度宣称为掌握了最高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宇宙最高真理”的实践，但其在中国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的社会实践，也随处见证了这一制度的恶劣，以及在管理社会过程中种种恶劣的后果。后果之一，就是对全体国人进行变态的、恶意地人格化训练，使中国社会快速陷入全面道德沦丧。这里仅举几例，读者根据自己的经历类推。
全民偷盗训练
中国古人在春秋时就熟谙“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节”，要使社会风气好，使老百姓吃饱穿暖是个重要的条件。中共在治国的头三十年里，从大跃进、公私合营，到邓小平改革前的约二十年，中共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社会层面激发了全国人的偷盗意识，有效地训练了人们的偷盗习惯。
这种制度起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大跃进”和合作化运动把维持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一家一户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单位全部打碎，强迫全国的农村居民编入生产大队，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农村居民被限定在狭小生存空间，且其后长期内丧失了社会行动自由。紧接着的三年，农村就立即出现了大面积饥荒，在那风调雨顺的三年中，饿死的百姓超过三千万人；这种类似制度在城市推行，个体私营者统统被强制编入国家的单位，由共产党派驻的党组织统一管理生产和分配。这一标志社会主义性质改革的直接后果是：饥饿和生存物资匮乏，家家户户只为一个目标而努力，那就是：活下去！找吃的！
在这个制度体系中，通过“榜样”示范和偷盗实践两方面完成全民偷盗训练。
偷盗的榜样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是掌握生活资料分配权的基层干部，二是饥饿难耐、为了自己和家人活命，无惧被抓被惩罚的偷盗先驱。基层干部以权谋私，利用身份的便利，方便快捷安全地偷盗集体名下的资源。突破道德约束，带头偷盗的民众则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受可能的惩罚的两难困境。
一九五八年后的二十年所谓社会主义实践，可以被称为全民“偷盗”训练的社会大舞台。凡有那段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有披星戴月“偷盗生产队资源”的经历，从偷掰生产队一个玉米，到揪路边一个红薯，到饿极了吃几棵正下种的花生豆等等。而生活在城里的人，大都能有占点公家的便宜的动机和结果：拿块织布机旁的布头家用、给亲戚报销点感冒药、拿点单位的东西分给亲朋好友之类的极为普通平常。虽然偷盗有被抓住受到严厉惩罚的，但和饥饿和活下去相比，和许多因“偷”而确实获得了某种好处的示范相比，占公家的，偷公家的生活资料，就成为与公开的分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财富的辅助分配方式。全民小偷小摸训练是那二十年的强迫性的主流行为意识训练。
偷盗虽然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令人不齿的行为，但这种偷公家的，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罪恶感似乎要小得多。更何况，某些有特权的示范“榜样”促使“不占白不占”成为普遍共识。
通过制度化地使百姓处于长期被超额剥夺和赤贫状态，去掉维持人道德和体面尊严的物质前提，从而为全民偷盗训练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基础。这种训练，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将民众的贪婪和对共有无主财物的无度占有意识推向顶点，顺理成章地培养出周永康之流的巨贪巨腐，及其代表的主流“人民公仆”们的意识形态。
全民骗人训练
在中国，所有要读书的六七岁的孩童，都要求戴上红领巾，加入中共的“少先队”。举手向红旗“庄严发誓”：要“热爱中国XX党”，要“时刻准备着：为XX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中国的青少年，则被要求加入共青团，也需举着拳头对红旗发誓：“坚决拥护中国XX党的领导”，“为XX主义事业而奋斗”。至于加入中共，同样有一个举着拳头，对着血色旗宣誓：要“为XX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入队如是要所有人从孩子起就发誓效忠XX政党的话；入团则是使这个青年看上去聪明、优秀，有可能成为社会中坚才有的资格；而入党则是被中共选拔为“精英”的前提条件，并成为做官高升的必要步骤。所有的中国人，从普通的百姓，到所谓的社会未来的精英，只要想进入社会，便几乎全经过了“骗人的发誓”训练。
虽然几乎所有在中国长大的国人，都经历了上述三个发誓场面中的至少一个，但有趣的是，当这个人长大后，当你告诉他，你发过一个毒誓，要随时为党献身。这个人会面带困惑亦或狡黠的神色说：“谁把那个当回事。说说而已。”
在中国传统和西方有神明信仰的社会中，人们都对承诺非常重视，崇尚“一言九鼎”，即使“暴虎冯河”，丧失性命也决不食言。一个对自己承诺看重，并身体力行去兑现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一个社会，坚守并兑现自己承诺的人越多，说明这个社会风气越好。在人所有的承诺中，誓言份量最重，因为人们相信，誓言有神明见证，不兑现自己的誓约，犹如欺骗神明，是要承担誓约后果的。然而，在中共社会的制度体系中，却制度化地让国民“发誓”，同时体制化地让发誓的人相信那不过是走走形式，“不用当真的”，说说而已的，是为发誓骗人训练。为古今中外的国家和政党，唯有中共统治下的国体独有，而且正在延续。
几十年“发誓骗人”训练的后果是，中国现社会坑蒙拐骗层出不穷，各行各业互不信任，下级骗上级，上级蒙下级，老板骗员工，员工糊弄老板。朋友相互防备，夫妻互不信任。说话不算数、承诺不兑现，比比皆是。至于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媒体更是骗术大行其道，报纸骗、电视骗、科研骗、学术骗、食品骗、广告骗，没有媒体的监督，国家骗国民完全没有心理压力，百姓也被骗得习以为常。
在各种场合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要首推通过“发誓骗人”选拔出来的“社会精英”：中共官员了。越是级别高的官员，骗人手法越纯熟。与之相对应，骗惯了百姓的中共，其眼里看所有人也都是骗子，也总觉得老百姓在骗自己。所以中国的政府把大街小巷、楼道各个角落，到处安上摄像头，游荡着不穿制服的便衣，秘密安插在各个生活小区的大量“红箍”大妈、大爷，还有在互联网上高密度晃荡的网路检查员，无时无刻不在窥探每个普通百姓的行踪，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家监控系统。
全民杀人训练
中国的“一胎化”人口政策，是对中国百姓实施的全民杀人训练。
“一胎化”政策已经强制实行三十多年。简单说来，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孩子，不小心怀上的其他孩子都不许活，在妈妈肚里的时候就得杀掉。对西方有正统宗教背景的人士而言，即使尚在妈妈腹中还没出生，孩子当和生出来的一样，是一个活的生命，堕胎无疑是杀戮的一种，他们为此深感不安。按佛家轮回的说法，这些幼小的孩子都可能成为孤魂野鬼，陷入悲苦境地无处可去。而杀害自己孩子的父母也因此为自己造下罪孽，给自己种下恶果。
然而，这一制度使得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平均每个中国家庭都有了杀死亲身骨肉的经历，每个人都听说过周围人堕胎的故事。中共官方说，这一人口制度至少减少了上亿人口的出生，换言之，中共至少制度性的杀死了上亿的幼小生命。
刚开始，这种杀人训练主要采取的手段是暴力和胁迫。对没有生育指标的怀孕妇女强行流产、引产、结扎，同时配合巨额罚款、没收生产和生活资料、开除公职等，舆论宣传再加以全力配合，把想不杀孩子的家长描绘为受旧思想毒害、危害社会的公敌；司法系统则对强制执行堕胎造成的人员伤害装聋作哑，对所有此类投诉与控告概不理睬。这一系列的社会体制性的配合，逐渐使得当今的父母化被动为主动，为避免制度化的惩罚，积极主动地配合堕胎训练。
从正常婚姻家庭里的妇女下手，强制堕胎，对全社会的杀人漠视心理产生了强大的示范作用。如果早先的父母们是不得已堕胎的话，经过多年的大社会环境训练，已使当今中国的现代青年们克服了杀人、杀自己孩子的心理障碍。另一个社会后果是，那些没有婚姻而乱来的男男女女，再不用为不小心怀上孩子担惊受怕，不需要扶养孩子、也不需要承担道德后果，只需到妇科门诊，轻轻松松一杀了之，而且心安理得，并且完全合乎政府和制度的期望。
“一胎化”人口政策、中国大规模杀害幼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后果，几十年制度性的虐杀，中国人对待胎腹的亲骨肉被杀害的态度，已经从被迫的、不得不的、难过的或者偷偷摸摸的，转变为主动地、从容地和不以为然的心态。面对他人杀婴行为，全社会也似乎早已摆脱的愤然、同情，变为坦然、漠然、超然，没有人再去追究其可能造成的可怕的心理后果。
从杀害亲生骨肉开始的杀人训练，中共有效地给全民塑造出一种社会心理，那就是：对生命漠视，面对杀戮麻木不仁。
不许做好人训练
在诸多通过中共制度完成的训练中，此政权近期最系统的训练是不许做好人训练。表现在全面对“真善忍”普世价值和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上。
自一九九九年以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虽然为国家节省的大量医药费，许多人因为修炼，成为生活和工作中的优秀人员，在社会上广泛获得了极好的口碑。然而，中共却极尽全面的国家手段，创造了制度训练的新目标――在中国，不允许做好人，做好人犯法。
从一九九九年后的十五年来，全社会的力量被动员起来配合这样的训练，传媒、军队、警察、司法、教育等所有国家机器，全部参与了胁迫放弃“真善忍”和迫害“真善忍”修炼的人的运作。配合这个训练的人，受到褒奖，奖励包括钱、升官、表扬；继续坚持“真善忍”的人，则受到警告、罚款、抄家、抓捕、酷刑、流落他乡，甚至秘密杀害的迫害。所有运转的制度机制要达到的目标是：让所有人知道，在中国，中共不会允许“真善忍”的存在，所以，唯一“合法”的出路是：放弃做好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真诚、善良、忍让”，诠释做好人的意义，圣人和长辈们譐譐的教诲都旨在让后代明白谨守这些原则给自己带来的福祉。而任何文明和富强的国度，一定是在全社会推崇倡导这一核心理念的，尽管表述的文字写法有些许出入。社会成员也必定广泛认同、身体力行。可这一普世的诉求，却在中共治下的中国被横加丑化、大力鞭挞，连小学生升学考试，都必须要回答“真善忍违法”这一“标准答案”。
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做人，要受到中共严厉迫害，“做好人”的朴素诉求被彻底抹黑。承传千百年的社会道德观念被中共全部颠覆，中共的邪恶制度涂抹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邪恶的浓重的一笔。
小结
上述仅举中共制度对国民道德败坏的体制性训练中的几例，对中共制度邪恶的描述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更为恶劣、影响更为深远的制度事实，如“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的彻底破坏与摒弃；从教育中必修的政治课对中国政治国情的全面扭曲；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完全歪解；司法系统全盘黑道化表演；宣传系统全盘精致化造假等等，与上述的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对这期间生活于斯的中国人最彻底、最系统的恶毒化训练。中国人思维方式与西方世界的迥异，完全可以归因于中共的制度胁迫所造成的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畸形全民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