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横河评论》。我是杨光。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最近这一个星期网上讨论最多的话题，就要属教育部长袁贵仁的最新言论了。几天前在一个座谈会上，袁贵仁对中国高校教育提出了“加强教材管理”和“三个决不”，要求高校教师守住政治、法律、道德三个底线。
中国人向来非常重视教育，一般人即使节衣缩食也要保证送孩子上学。因此袁贵仁的说法一出台，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上至学者、下至平民百姓一片讨伐之声。我们今天并不是多增加一次讨伐；是想来讨论一下最新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背后隐含的意思。
横河先生，我们想先问您一下，袁贵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这样的提法是不是非常突然？
横河：他实际上讲了四句话，一个是讲的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然后就讲了“三个决不”：“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这是他讲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讲的是关于教材；“三个决不”他讲的是党和社会主义、宪法、法律、关于不满情绪等方面。这就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意识形态加强控制有直接关系，其中对意识形态控制最严厉的应该就是对高校。
我们仅仅看高校、不看全面的。在这之前，有过高校“七不准”大家都知道的，实际上就是类似于这方面的情况，而且它是以文件形式发下来的。去年有《辽宁日报》记者到全国25所高校去听课，之后写了报导，引发了争议，记得我们讨论过。《辽宁日报》那篇文章就提到，高校教师对中共缺乏三个认同：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袁贵仁的“三个决不”，几乎就是对高校教师“三个缺乏认同”的回应或者是应对措施。
高校的“七不准”，当时只是被透露出来的内部文件，它并没有公开；而《辽宁日报》只是地方党报的一篇文章，和教育部长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来的要求，而且被中央级喉舌媒体报导有所不同。教育部长在会议上是和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精神有关，因此这是正式文件，跟以前的传说、透露等有所不同。
主持人：我们一条一条分析，先从第一条开始、关于教材，他是说“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的课堂。”这里指的“西方价值观念”您觉得是指什么呢？
横河：这个很明确讲的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他所谓“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讲的是价值观念，他要“加强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也就是说，原版教材还是要用。西方的东西还是要用的，但是用在哪方面呢？显然用的主要是在器物方面，技术、硬件等方面。
中共对于西方的硬件引进从来都没有任何异议，它异议的是引进的思想方面，这就有点像洋务运动时期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待会会说，实际上它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北大教授沈岿“三问袁贵仁部长”，其中第一问谈到的就是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他是把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对立来看，尽管袁贵仁没有这么说。他就提到，宪法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都是西学东渐的例子，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
这也是很多网友提出来对他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算不算西方的？其实很明显，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和洋务运动不同的、沈岿没有具体说的，在袁贵仁的“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里面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这里并不存在和西方价值对立的中国价值。
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有“中学为体”，但是在中共现在的价值体系里面没有和西方价值对立的中国价值，也没有洋务运动当中和西学相对的中学，这里是没有的；在这里和西方价值相对立的同样也是西方价值──共产主义价值体系，是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被证明失败，而且给全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价值体系。
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这个体系就是共产主义体系以及它在中国的变种，就是他所说的所谓“和西方价值观念对立”的体系，跟他所说的西方价值对立的是被西方抛弃的价值，显然不是中国价值，至于中国价值我们指的应该是中国的传统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或者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在这么多的地方，最没有中国传统价值的地方是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都或多或少的保留了中国传统价值。
主持人：我们就袁贵仁的谈话内容先讨论，关于这几个价值体系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刚才您分析，中共要用西方的一些东西，但是它非常怕西方的价值体系。他所说的“加强管理西方的原版教材”，是不是要把西方的教材经过删节和选用再进入中国的高校？
横河：我想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按照这个思路，不仅仅是外文的原版，甚至包括一些直接翻译过来没有经过官方篡改的，我们知道，很多外来的东西经过官方翻译或审稿以后就变了，他讲的原版教材很可能包括没有经过审核的翻译成中文的。我们知道有很多所谓马列的原著，经过中央马列主义翻译局翻译出来的中文和它的原文是不一样的，有很多部分是有意篡改而不是翻译错误。
也就是说，对于中共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来源，都有让它害怕的地方，它都需要篡改，那更不要说不是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作品了。也就是说，在人文类的科学里面让中共害怕的东西非常多，那些东西当然是要经过严加审核。其实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要经过审核的，比如医学教科书的医学专业内容可能不太会去改，但是牵涉到学伦理道德的它肯定要进行窜改。
我是学医的，医学界全世界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希波克拉底宣言》，是医生的誓词，但是中国不用《希波克拉底宣言》，它自己造了一个宣言，里面就有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有阶级性的。
主持人：有分革命的和不革命的。
横河：对，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它要分这个东西的，它是不一样的，人道主义都不能随便实施的，它是把它的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它自己创造了一个。为什么它不能够用西方传统的、被大家公认的医学伦理道德呢？就是中共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和全世界普世价值是不一样的。
比如尊重生命，西方医学的尊重生命就有相当一部分我不是说全部，医学最基本的概念是把孕育的胎儿也看成生命的，所以不能杀生就包括不能够杀死胎儿。如果中国的医学生和医生都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做的话，中共这么多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没有办法贯彻，因为很多人就会拒绝给孕妇流产或者是强制堕胎，他就不会去做。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血腥的器官移植业，就像用良心犯的器官、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或者是死刑犯的器官，就有很大的障碍，中国器官移植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
所以即使对自然科学领域当中，在伦理价值方面，中共仍然要窜改以后用它这套，它不敢用西方原版的教材，包括自然科学教材都要经过严格审核，把中共认为和它的价值体系相冲突的部分要删减掉。
主持人：下面关于政治底线和绝不允许各种攻击毁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这说法虽然荒唐，但是中国的情况大家思想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也是中共绝不放弃的阵地。但是他说法律底线和绝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上蔓延，就有一点奇怪，因为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人是有言论自由的。
横河：对，你看他这个说法实际上本身就违反中国的宪法，尽管中国宪法是中共制定的，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是保障性宪法，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宪法，而且是限制性宪法，就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
中共制定的宪法是“名义性宪法”和“字义性宪法”。名义性宪法呢宪法应该是最高的，那中共就在宪法里面规定中共比宪法还要高，所以这叫“名义性宪法”，把它的非法性用宪法的形式给合法化了；“字义性宪法”就是宪法的条文写得都是真的，都是和其他国家一样，但是就是不实行。
所以袁贵仁的说法，最能证明中共的宪法是“字义性宪法”。它规定有言论自由，但是你却不能实行言论自由，你要实行就错了，要按照它的说法。这里有很多具体问题我们不去讨论，比如说：什么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言论？定义是什么？界线怎么划？谁来定义？这些都是问题。
按照中共的说法来说的话，有权力的人才能定义，中共才能定义，这样一来，就可以随便把任何它不喜欢的言论都划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个我们今天不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袁贵仁这个说法，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上蔓延，这个说法就是违反宪法的。
因为它违反了宪法当中的言论自由，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仅仅是言论没有后果的，应该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可以说的，但是他不准说，那不就是说他的说法是违宪了，违反宪法了。
它不仅可堂而皇之的说，而且可以在高校实现，而且还刊登在新华网上，那说明在中国的宪法只是写在纸面上，并不当真要实行，要实行也不是针对中共来实行，而是针对民众来实行，可见中共的政策和它的权力是在宪法之上的，这也是对宪法的嘲弄。
主持人：最近很多人对袁贵仁的言论就翻出蔡元培关于教育的观点，蔡元培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育部长。蔡元培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让别有用心的人来使用的。”
那么到了将近一百年之后，就是现在，现在的规定说高等教育是不允许了解中共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那您觉得这是不是算一种退步？
横河：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一百年来是一直在退步，在推翻满清之后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一二十年当中，应该是中国各方面都比较先进的时期，最好的时期，包括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经济发展都应该是最好的时期。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教育，那时候政府很少干预教育，后来尽管有了退步，到了中华民国国民党时期，我们讲中华民国最好的时期，应该刚刚推翻满清以后，一直到北洋军阀统治，到北伐之前，都是属于最好时期。
北伐以后国民政府在某些方面对言论有所箝制，但是在教育界管得很少的。举很简单的例子，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当时为了学生运动的事情跟蒋介石顶上了，当面就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当时非常生气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作为安徽大学校长当时也动粗了，也踢了蒋介石一脚，正好踢到蒋介石肚子上，蒋介石摀肚子痛得脸上直流汗。结果大概是以治安条例关押了七日，这类似行政拘留，就是以一般两人打架处理。关押七日以后，蒋介石就命令说他必须滚出安徽，结果清华大学马上聘请他当国文系主任。
这种事情在国民党中华民国时期可能出现，但是在1949年以后，中共统治下中国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就从这点来说，至少在那个时候教育还是和政治隔得比较远的，它是相对独立的，即使国民政府时候也没对教育做很多干预，到中共统治以后就完全变了，高校100%完全被中共控制住了。也就说中共的高校不是为了培养人格，这就看中共高校真正办校的目的是什么？它从来就不是培养一个独立的人。
主持人：说到中共办高校它从来不是培养独立的人，那您觉得中共办高校它要培养什么呢？
横河：两个类型的，一个类型是所谓共产主义接班人，能够接班的人。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从政的人是从普通高校出来的，因为从政人的他都要从事律师职务，或者天生职业就是政治家，很多都是从律师出身的。也就说他们是从制度的角度、法律的角度以公仆的形式，服务性质来做政府官员的。
而中共以前有过最多时期统治是清华帮，清华帮学理工，所以中共要培养它的官僚体制，从大学里面培养，从大学里面去选拔，这是一个特点，这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另外一个培养工匠型人物，中国教育不是启发人的思想、活跃人的思想，因为思想管制一定会抑制人的创造力，所以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以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方面很强，它的教育方式。
但是大师级在某一个领域有独创精神，能够有突破性思维方式的，这几乎是没有。就是它不是培养思想家，不是培养独立人格，也不是培养某个领域能够有领头作用的这种人的地方。
当然大学很多都是培养这样人的。但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面，在自由发展的教育体系里面，有能力的人自然就会冒头发展出来，所以就会有很多创新，但在中共情况下，工程、技术人员可能培养得比别人更精，但是大师级学科领袖型人物它不会出。
主持人：您刚才说中国培养理工科的人可能培养得比较精，那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到其他国家上大学、上更高的教育，中国学生到了国外之后，发现他们非常不适应西方大学的教学方式。主要在西方国家，比如在美国大学里哪怕是理工科，也会有一些课堂的讨论，教授只给一个话题叫大家发表各种意见，最后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中国学生在这种课堂上，一个是他们没有什么话说，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观点；第二个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判断别人的观点，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可取的。那您觉得在中共现在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哪怕是理工科，哪怕他比较专精的方面，那他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自由的社会，他能够在那生活吗？
横河：这就要看他自己了，从教育体系本身培养的人整体来说是做不到这点的。但是有个体，个体的思维方式，他比较愿意吸收新的东西，他愿意去做自己的分析判断，那么这种人很快就能适应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能够做出一定成就来，那这是从个体来说。
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学生考试成绩肯定比美国学生好，但是一旦走向工作以后，创新能力和思维的开阔就比美国学生差很多，比其他国家学生也差很多，这是普遍现象，但是不能说没有例外，例外是取决于个人，这个人的成就并不来自在中国受的教育。
主持人：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就知道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是比较失败的，为什么现在的教育部长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呢？比一百年前还要退步。
横河：这其实很简单，第一它不是教育部长发出来，是中央来的，因为是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谈的话，这座谈会是贯彻一个中央精神。什么精神呢？就是中办和国办发的文件。刚才我讲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型思想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高校发出这样的管制呢？我觉得是这几个问题，就是中共面临几大危机。一个是理论危机，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说服力了，它没有创新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中共只能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
第二个政治危机。就是从王立军出逃开始到现在，中共政治危机还继续进行，强力反腐想挽救中共，但这强力反腐同时曝露出中共内部的分裂；再一个是社会危机，中共合法性危机，它从文革结束以后就用经济发展来替代，但是经济发展成果绝大部分被权力集团和贪腐摄取和消费掉了，并没有用在经济转型和深入方面，这样它的经济发展成果就没有转化成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当到了经济发展减缓或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永远保持两位数的发展，那么再转型就来不及了，所以到这时候社会就陷入一种危机。
再一个信仰危机，我们知道中共思想体系信仰早就崩溃了，中共领导人都承认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了。其它社会，对社会有稳定作用、有力的都是宗教和信仰，而这宗教和信仰都被中共压制和打击，一部分被改造成中共的工具或者被商业化了，也就是说在这社会当中，对社会有利的这些宗教和信仰被抑制得很厉害了。
这危机的来临，谁都看到了，不管中共领导人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知道了。共产主义它是属于压制型的，它扼杀思想理论创新，所以它不可能产生新的理论和思想，只能到失败了被人类丢弃了的垃圾里面去捡。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又把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拿到高校去重新强调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即然是共产主义它已经被西方抛弃，一方面它不用西方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它为什么不去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因为中国的价值体系在中国统治几千年，也证明相当成功。
横河：那就由中共性质决定，因为中共性质它是属于西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体系，它要摧毁一切现存社会体制，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被认可的、带有普世价值的所有的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否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释和道主要是“信仰”，儒主要是怎么样做人，这些内容对于中共整个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建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摧毁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建立起它自己的党文化的体系来。
如果说它现在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重新找回来的话，那无疑于是自杀，对中共来说是自杀。中共本来是为了维护它的统治才去寻找能够保证它继续统治的价值体系，绝对不会去找一个对它统治有危害或威胁的价值体系，所以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它绝不可能重新发掘，因为当初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政权去破坏掉的。
主持人：袁贵仁在2011年的时候，也有一段关于高校改革的说法，他当时说：“改革动力不足，应该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到外来的压力。”那您觉得他当时的话跟这次话相比，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
横河：这个反差很大，主要是两点：一点整体形势变化。因为随着危机的加剧，中共在整个意识形态方面收紧是一个趋势。我们看到最宽松的时候是80年代，特别80年代前半叶，为什么？那时候文革影响降到最低点，民间对当局充满希望，而统治集团相对来说比较自信。所以那段时间，80年代早期，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最宽松的时期。
所以宽松跟统治集团的自信是有关系的，它越自信越宽松，越不自信越不宽松。现在实际上危机加剧以后，中共自信心没有了，我说三个自信，这三个自信中共现在完全没有，才会提出来“三个决不”，才会有三个底线，所以这三个底线是对三个自信最大的嘲讽。
第二个，2012年开始政坛地震，它是个重要转折点。不是说中共是2012年开始王立军出逃才出问题的，而是积累已久整个问题，包括统治合法性、包括社会问题，通过这件事情突然爆发出来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共统治的危机，中共自己也突然意识到危机有这么重了。
所以这时候把原来适当有一点宽松的东西全部都要收紧了，这不是说哪一个人在台上意想天开就做到这点。薄熙来当年“唱红打黑”，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危机，所以才要到中共的革命当中去找合法性。也就是说这是中共走向末路的时候，必然要走的一条路。
主持人：因为这次时间已经快到了，中共这政策给人感觉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它把最根本的价值观念给取消了，然后只在表面形式上做文章，其实给人感觉是不解决问题的。
横河：肯定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共要排斥的东西，就是它讲的西方价值是它要排斥的，实际上是东西方共有的人类普世价值，而它企图维护的是反历史潮流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都是最落后的价值。它现在讲的三个绝不容许，反应出中共面对统治危机的三个不自信，就是中共自己说的自信，就是道路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这是没有救的，没办法改变的。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横河：好，谢谢大家，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