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高官无不虎，下吏莫非蝇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而他的倒台据信主要与二○○八年以前在山西任职期间的问题有关。山西官场前段时间出现大动荡，多位副省级官员落马──连带影响了已到外地任职的官员，包括中宣部前副部长申维辰以及梁滨。中国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官场并不比山西“干净”，然而清除腐败“动静”远不如山西大。就梁滨任组织部长的河北而言，官场可说是“高官无不虎，下吏莫非蝇”。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科级官员）家中能搜出现金约一点二亿元、黄金三十七公斤，这样的官员（或为科级，或为处级，或为厅级），在河北比比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腐败省”，才会出现像刘宏那样的副厅级检察官──曾被评为“感动河北年度人物”、“全国优秀侦查员”并曾办过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石家庄市原市长张二辰等大案，死后却被揭出有四个老婆、过亿家产──真可说是腐败分子查办腐败分子。
尽管中央巡视组已经巡视过一轮，河北省老虎、苍蝇被“打中”者仍屈指可数。可见，这种巡视制度难以对各省（包括河北）众多贪官们真正形成震慑作用。除个别“运气”不佳或过于“嚣张”者外──比如马超群，其它大小官员、老虎苍蝇是“钱照捞，妞照嫖”、“官照升，血照舔”。
实际上，如果中共真想反腐，完全可以考虑向各省派出特别工作组，先对省级、厅局级官员分批审查（类似于“双规”，但可不称为“双规”）；而后在各省组织多个特别工作组，对县处级以及科级官员分批审查，必能大有收获。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的官员可以重新回到原工作岗位，有问题的官员或免职，或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民众一般认为当前官员很少有清白的，估计这种分批审查做法很难被采纳。
习近平、王岐山此次反腐连“运动”，尽管“风声”似有些“紧”，实际效果较为有限。至于所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与以往的“三讲”、“先进性教育活动”等一样，沦为“走过场”而已。用不了几年，官场又会恢复常态──也许是“火山爆发”前的常态。
山西：边腐边升与边奸边升
近期山西官场又有两位女地方官员倒下，她们是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高平市原市长杨晓波，这两人还被中纪委通报“与他人通奸”，但却未具体说与何人通奸。张秀萍仕途与山西原纪委书记金道铭有“交集”，两人在省纪委常委共事数年。她的“落马”应属于“金老虎”案件的“余震”。其实，中共官场到处“男盗女娼”，纪委也不会例外──习近平曾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然而纪委的实际情况却是“反腐还需自身腐”。
杨晓波一直在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为其下属县级市）工作，或可称为“土豪官员”。她曾在当地组织部、团市委工作，这两个部门在当前官场属于多出官员（确切说来是多出贪官）的衙门。杨晓波据称与多名上下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可谓“官场荡妇”。与上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可以理解，这是出于升职的需要，但与下级也长期保持情人关系就有些意思──不过此前也有典型被曝光，那就是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她在贪腐之余，还接受下属男警员“性贿赂”。
张、杨两位女官员不仅“边腐边升”，还“边奸边升”。两人搞的不仅有权钱交易，还有权色交易。她们在中共的女干部中肯定不属于特例，而应属于通例──与“日后提拔”、“床上培养”有关。她们也属于两面人：一面是党妇干，一面是荡妇。
中共女官员们升职，主要与特定男官员的“升职器”有关：官格格们（比如李鹏女儿李小琳）升职，与父亲的“升职器”有关──“龙生龙，凤生凤”；官太太们（比如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妻子、当过宾馆服务员后升为正厅级干部的张慧清）升职，与丈夫的“升职器”有关──“老虎配老虎”，“苍蝇配苍蝇”；官情妇们（比如扬州前市委书记季建业的情妇、曾任该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周冰）升职，与情夫的“升职器”有关。其中应该也有“两栖”甚至“三栖”的女官员，比如既拥有丈夫的“升职器”又拥有情夫的“升职器”者（这算“两栖”）。
共产党以前被称为“共妻党”，现在还可被称为“通奸党”、“升职器党”。
中国：贪腐印象指数榜上排名
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二○一四年全球贪腐印象指数报告。在一百七十五个国家中，中国居然排一百位，令颇多本国民众感到“不解”。在该指数中，俄国仅排一百三十六位，但实际上俄国明显比中国清廉。比如该国领导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都能公布家庭财产；而中国在多日打老虎、苍蝇后，最高层领导仍不愿公布家庭财产。实际上，今日中国已到“无官不贪，无贪不官”的程度，腐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从纪委、监察局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从共青团、学联到妇联、工会，从高校、研究所到报社、出版社，从医院、作协到歌舞团、运动队，到处都充斥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腐败──而外国人最多只能知道一点皮毛。
在本年度该榜单上，北朝鲜与索马里并列倒数第一。然而，中国民众一般都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比现今的中国腐败现象少些，而当今的北朝鲜则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比较相似。因此，北朝鲜的排名无论如何也不应比中国靠后。看到北朝鲜评分仅为八分，我要用相当大的“善意”，才能给今日的中国打五分。
对比“透明国际”前两年的相关报告，中国二○一二年的评分是三十九分，二○一三年是四十分，二○一四年是三十六分。就排名而言，二○一二年、二○一三年中国均在第八十位，今年降为第一百位。关于中国排名下降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相当不满，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背、严重不符”。其实，习近平上台这两年，贪官污吏确实稍有收敛，因此，这两年的分数应该大体持平，但比二○一二年稍高。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比较合理的评分应该是：二○一二年三分，二○一三年五分，二○一四年五分。至于名次，历年肯定都应垫底。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