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名词非“颜色革命”莫属。所谓“颜色革命”（ColorRevolution），是指二十世纪末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中东、北非的以颜色或花朵命名，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中共近年来提防“颜色革命”，精神高度紧张，动不动就觉得草木皆兵。众多御用工具也跟着起哄。如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北京《环球时报》举行年会，主题就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当天先播放了一条短片，然后军中“战略家”们就大放厥词，攻击“国外敌对势力”。但许多人持不同看法，特别在民间。例如，网上正流传着一副对联，其横批标明是“颜色革命”，却是以这样的上下联作注解：“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这幅对联真切反映出目前中共官场怪状，道出了这种“颜色革命”的“中国特色”，令人拍案叫绝。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
“藏绿卡”者即“裸官”是也。据考证，“裸官”一词诞生于二○○八年，但在此以前“裸官”现象早已存在一些年月。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中国就有一百一十八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如果统计到更后时间则更多了。裸官常和贪腐相连，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鱼和熊掌力图兼得，极具中国特色，防不胜防，多年来愈演愈烈，可谓官场严重腐败的一个缩影。二○○一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国俊和前行长许超凡、余振东三名裸官盗窃银行近五亿美元潜逃北美，举国震惊。现今人们更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有新加坡绿卡，儿子在美国、法国有别墅。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儿子定居国外开公司，利用其父的影响做生意。周的亲家、妻妹也在北美，专门做中国生意。震动整个中国官场的王立军，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往美国成都总领事馆跑，要求政治庇护……。
中共官员平日满嘴“共产主义信仰”、“爱党爱国”、“反美反西化”，意识形态的调门很高，但私下却将妻子儿女二奶情人以及贪污得来的大量钱财转移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当裸官。一旦大船将倾，揣着绿卡或化名护照，随时开溜。有个段子辛辣地讽刺说：中共官员凝视着俄国人发明的镰刀斧头，高唱着法国人谱写的国际歌，默颂着德国人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悄悄地在瑞士银行开立户头存钜款，又把家属妻小送到美英澳加，然后心安理得地对民众大声呼吁：要警惕境外敌对势力！
养红颜：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
“半壁江山养红颜”，说的是中共腐败官员道德堕落的私生活。在这方面，官方用语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刚开始，被查出的官员只是笼统地归为“生活腐化堕落”；后来薄熙来案改为“长期与多名女性发生与保持关系”；到周永康案，则更为具体，“长期与多人通奸”、涉嫌“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最近落马的山西两个女官员，中纪委通报里也有“通奸”的罪状，说明红颜不分性别，男女贪官通吃。
“养红颜”已成为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其普遍、严重直叫世人咂舌。其中更有许多“出类拔萃”者，网民评选出九项桂冠的得主，分别是：一、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十七人）；三、学术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性日记九十五本，标本二百三十六份）；四、青春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知识有效管理七十七名情人）；六、挥金奖：广东省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点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七、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八、和谐奖：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九、干劲奖：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不过，从地位及影响力来说，他们均无法与有“百鸡王”封号的周永康相提并论。盛传他性好渔色，在北京就有六处“行宫”可淫乐，曾与四百多女人上床，包养至少二十九名情妇，其中多非等闲之辈，有歌手、演员、大学生，更有央视主播。证据还指他一九八五年担任石油部副部长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央视女主播贾晓烨，指使手下制造车祸，将元配撞死。这样的人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成了党国领导人，也真够匪夷所思了。
中共党内已发生“黑色革命”
绿卡红颜，交映生辉，让整个中国官场空前腐烂败坏。这些贪官前仆后继追求“绿卡”和“红颜”，是负面意义的“颜色革命”。这种颜色，从政治角度来说，应称之为“黑色”。就是在《环球时报》那个年会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舌战军中鹰派，指出，如果从负面意义上使用“颜色革命”这个词，颜色革命在中国不仅已经发生，还已经进入骨髓，已经非常严重，那就是“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他指党内腐败分子特别“带枪的”腐败分子比颜色革命更可怕。
“带枪的”腐败分子！这话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军内的腐败比地方上的腐败更让人触目惊心。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就是典型的“带枪的”腐败分子。从他家中搜出十六亿人民币，体积三十五立方米，重达二十吨，七吨大卡车也要拉三车，这些钱如果堆放在他家的双人大床上，可以堆成三层楼高。他在十六家银行里还分别有三十九个账号，共有十亿左右存款……。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真让全中国民众恨得咬牙切齿！另一位“带枪的”腐败分子可举出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他涉案金额超过三百亿人民币，一次行贿就有过上百公斤黄金！
这些党内军内位高权重者的贪腐内幕，以及其升迁之路，充分说明这个党有多黑。
颜色革命是不错的选择
中共长期以来有一种非常僵化的执政思维，就如毛语录所宣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认为凡批评中共、凡持不同政见就是拆共产党的台、砸共产党的锅，就是敌人。还是这种思维，习惯性地把造成社会问题的原因，推给敌对势力和外部势力，以推卸或规避执政者的政治责任，回避政治变革。它宣称“国外敌对势力”对它搞“颜色革命”，惟恐“颜色革命”能够毁掉千里之堤，那它是不是要先查一查自身的蚁穴？中共广大官员的绿卡和红颜，即“裸官”和“二奶”现象，到处泛滥；大大小小的老虎和难以计数的苍蝇，从共产党内部侵蚀共产党，颠覆共产党。其严重程度，连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承认，几乎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这比那些官方抨击的所谓外力推动的颜色革命，难道不是更接近政权变更吗?!
说到这里，我们倒可以从其正面意义来谈论一下“颜色革命”。所谓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颜色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内部的现实基础，而外部势力的影响铁定不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发起者。王占阳说得好：“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他又说，“这个社会那么黑暗，那么腐败，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苦，有那么大的反抗情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当下的中国，社会矛盾相当剧烈。单说因各种冤假错案、因各种矛盾冲突而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频率高，已经世界少见。一个简单的导火索，便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共怎么应对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以及随时可能被激化的可能性呢？过去许多年来就是掉进了“周永康陷阱”──一味防范，维稳、镇压，把批评中共、持不同政见者都看作敌人。其实，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是体制自身。是贪官加重了体制的败坏，更是败坏的体制造就了贪官。今天，法办周永康、徐才厚等大小老虎的同时，尤须反思养成这些老虎的官场生态即政治制度问题。正如忧国忧民者常挂在嘴上的话，这是一场改革与革命的激烈的赛跑。
现代社会，有两种政治，一种是战争的政治，一种是和平的政治。如果中共着了“敌对势力”的心魔而无法解脱，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不思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那么，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政权变更运动的“颜色革命”，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原载争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