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运动已进行两个多月，对于港人要求“真普选”的呼声，港府和其背后的北京政府完全不予理会。这期间，无数港人发出支持占中学生的声音，因为他们争的是全体七百万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
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清晰无比的事件上，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海外民运圈，都有人从各种角度，呼吁学生撤出，结束这场运动。且不谈这种呼吁的动机和目的如何，在客观事实上，它跟共产党的《环球时报》的调子、结果同样，就是要学生们退场、要香港人民争“真普选”的民主运动罢休。
明摆着，只要学生退出，只要占中停止，就是北京和其傀儡港府的胜利——在他们毫无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占中运动就停止了，一切恢复原样！
有人强调退场是策略，将来运动还可以再起来。这如果不是“有意”配合北京，就是对自发运动的性质无知。
任何一场运动，都需要契机。尤其一场突发性的运动或革命，参与者多都是自发的，是由理念和情绪为主导的，而不是像军队那样，有上下严明的领导和指挥系统。所以，在撤出或退场之后，它绝不可能像军队那样，在某些人有意图的时候，再统一调度、率军而战。所以，历史上任何一场自发性的人民运动，那些真正关注运动的结果和成效者，都会珍惜这种人民情绪突然爆发而燃起的能量、普通民众积极参与的机会，而发出强力支持的声音。因为只要坚持，就是继续传递人民的不满、人民要反抗、人民要变革的声音。每坚持一天，就是反抗者的胜利，就是被奴役者的权利意志的展示，就是自由力量的扩大。
那些不是高喊港府（北京）要妥协、要让步、要顺应民意，而是高喊要学生市民撤离、退场的声音，让人不期然想到25年前的天安门运动，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些中国文化人，既不是清晰明确地站在专制政权的对立面，也不是单纯地为学生和市民的努力鼓与呼，而是千方百计去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要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做“协调人”，要尽快结束八九民运。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中国还有“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的原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去劝政府，而不是来劝学生。而后来被披露的事实表明，主要的“协调人”都是政府委派的（中国维权律师张思之因办案而见到了当年的档案，他在新书证实这点），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去劝政府？
今天，面对香港学生的勇敢行为（他们正在绝食呵！），无论是香港的知识分子，还是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应不应该从当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吸取一点教训，是去劝政府，还是继续来“劝”学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角色混乱，不清楚应该劝哪一边，就是笨蛋。如果清楚了，就是要替政府“做工作”，那就是坏蛋。
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加上一拨又一拨大大小小的所谓名人或文人墨客，都在劝学生撤退、结束，黄之锋等几名坚定的学生领导者，不仅没有后退，没有妥协，没有听那些迂腐（甚至背后带有当年天安门运动时那种政府使命）的各类人物们的劝退，而是毅然采取绝食行动。在香港已经开始寒冷的此刻，他们已在街头帐篷中绝食了60多个小时，他们在用自己尚未成年的生命，唤醒香港人民的良知！
在黄之锋等几个弱小的年轻人背负起香港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刻，相当一批成年的中国人，不是毫无余地地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怒斥港府（北京）的无人道，而是用教师爷口气指导甚者指责，这已经不是让人感到遗憾，而是令人愤怒！
二十多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触动了民众的情感良知，呼唤出的是全民对政府的愤怒情绪。而今天香港学生的绝食，却从一开始就受到所谓社会名流们，还有政治作秀者们（他们的秀做完了，所以要退场）的反对，甚至攻击等等，导致香港目前很多人无所适从的局面。这是文人墨客舆论唱衰雨伞革命的罪过！
但黄之锋等学生的坚持，不管结局如何，都给中国人争取民主的事业，留下一个令人感动的纪录，他们是那样年轻，那样纯真，那样义无反顾，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为整个香港争取真自由！在这些纯真的孩子面前，那些怯懦的、老成的、世故的、算计的，甚至被北京收买、替政府做说客者的，都必定成为历史上那尴尬不堪、甚至令人不齿的一页。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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