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阁下，
你好，我们是一群来自香港的大学生，坐在香港的街道上给你写这封信。
相信你一定知道，自九月底以来，香港几个主要街道上坐满了学生和市民，迄今已有四十多天。但也许你不知道，我们是在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而不是什么“反对派的密谋”和“境外敌对势力”指使。我们诚意邀请你来香港，看看街上这些个多月没有回家的香港人，听听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心声，便会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不能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很乐意前往北京和你见面。总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香港事务的最高级官员，我们希望你可以直接聆听数十万港人心声，而不是偏听来自“有关部门”的各种报告，从而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
这数十万走上街头、占领街道的香港人，诉求简单而直接：人大应撤回八月三十一日对香港普选问题的决议，重新启动香港政治改革的讨论。原因在于：一、决议代替了香港政府向立法会订定“如何修改”的内容，逾越了二零零四年人大释法中，提到当特首提交政改报告给人大审议时，人大只能做出“是否需要修改”的确认。二、该决议漠视了广大香港市民与青年学生对实现真正普选诉求的坚持。三、该决议打击了香港年青人对“一国两制”下能否实现“民主回归”的信心，动摇了香港与内地良性互动的基础。
我们这些诉求，是数十万香港市民基于香港未来福祉的考虑而提出来的。无论是持续多年的争取普选示威，还是今天的雨伞运动，我们所有的抗争，都是光明磊落，理性和平，没有分毫个人私心。现在，让我们借此机会，将我们诉求的理据、民主运动发展的历史，以及市民与香港及北京政府之间的分歧，作扼要的解释说明。
外人看到的香港，繁华富庶，然而身在其中，我们深知有多少人生活在窘迫之中。若不是躺在了香港的快速行车道上，我们几乎没有机会从这个角度，堂堂正正欣赏香港的美丽。道路留给开车的人，步行者只能钻入地下，或者上到天桥。什么样的人可以开车呢？在香港，包括汽油停车费隧道费保险费等等在内，每月养一台车的钱在五千到一万元。而香港月收入在一万四千元以下的人口占到总人口数量的一半，更有过百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他们不可能开车。不仅不可能开车，以他们的收入结构，不管怎样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楼，租不起店铺，没有钱创业，没有钱给子女更好的教育，贫穷代代相传。我们这一代年青人，从出生开始，最深的感受，就是香港是个不公不义，机会极度不平等，并由极少数权贵把持政治经济命脉，教人感到绝望的城市。
为什么香港会走到如此局面？因为香港并没有良好的管治，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蓝图，无法保障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建立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减低贫富悬殊。为什么良好的管治、发展、改革难以出现？因为香港被卡在政治改革的樽颈上。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社会为政商权贵共谋操控，政府漠视民意，无心也无力推行任何合乎公义的改革，民怨愈积愈厚。香港的有识之士，不论建制派还是民主派，早已意识到，没有民主改革，政治权力的认受性危机将无法化解，政府也将难以有效管治。
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过去三十多年，一代又一代争取民主普选的香港市民，已经把这些道理说了无数遍。早在三十多年前，香港市民已经在争取民主普选。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港元暴跌，市民抢购日用品，人心惶惶。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两校学生会鉴于事态严重，分别去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要求香港实行“民主回归”。学生会很快收到赵紫阳总理的回信，并在信中承诺“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中英谈判之中，北京始终拒绝港人参与，但这份民主承诺，却是香港人争取民主的重要依据。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我们和北京学生一样，期待一个更民主更自由的中国。很可惜，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与坦克，粉碎了无数青年人的梦想，更严重打击了港人对民主回归的信心。学生们不过是对官倒和贪腐不满，要求推行政治改革，却招来国家无情的镇压。这一页血腥历史，香港人都记在心上，未敢忘记。六四事件之后，正在起草中的《基本法》遭到排山倒海的批评，《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和圣公会大主教邝广杰退出起草委员会以示抗议，最积极的民主倡导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创办人李柱铭和司徒华，则被北京解除了草委会的职务。也正是在六四事件之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违逆民意加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条文，以“国家安全”之名，为限制民主社会应有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以及政治自由做好准备。
正是从那时开始，“高度自治，民主治港”的民间共识进一步巩固，捍卫自由、争取民主、落实自治成为了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民主制度固然并不完美，但我们之所以坚持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制度，是因为相信它更能反映人民的声音，使民众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保守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尊严，一起思考香港未来发展的道路，真正落实自治。
事实上，我们认为，民主不仅是香港的追求，也是当代中国的追求。早在一九四一年，当时作为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时，就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八日社论）；一九四四年，毛泽东本人更说：“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答中外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清楚订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谓“民主”，其实就是这样的理念，没有“西方标准”与“中国模式”之分。香港希望争取的，是这样的民主；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争取的，也是这样的民主。背信弃义，只会尽失民心。
我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成长于主权移交后的新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上一代人白发苍苍了，民主政制改革依然举步为艰，政商依然勾结合谋，市民生活每下愈况。而步向民主道路上最大的阻碍者，却偏偏是当初承诺香港有民主的北京政府。
《基本法》中写明香港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最终实行普选”，二零零七年全国人大在解释《基本法》时终于开出了具体的时间表：二零一七年香港可以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普选”不是文字游戏，是真真正正的民主诉求。我们在全社会办“商讨日”，希望普通民众一起参与讨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这些讨论的结果在二零一四年六月以全港电子投票的方式呈现，七十多万市民支持每个公民都有提名权利的特首选举方案，希望废除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然而在香港政府提交给北京政府的报告中，这些意见只是一笔带过。在中国官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檄文中，更把这种再基本不过的诉求，说成是分裂的阴谋。最后全香港人竟然要再一次靠电视直播，获通知强加于身的命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八月三十一日宣布的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决议，连落三闸：包括提委会维持一千二百人不变，由四大界别同等比例组成；候选人须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才能“出闸”；候选人数目限为二至三人。这是一个以“普选”为名行“钦点”之实的政改方向。对比曾经的民主承诺，以及香港社会的真实诉求，这样的决议，像是一个荒谬苦涩的笑话。
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为实现民主自治的理想，殚精竭虑，不屈不挠，在建制议会之中努力，做群众运动，社区动员，无一不是为了呼吁落实民众的基本权利，督促政府从善如流；很可惜，八月三十一日的决议，令我们彻底失望。今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惜以公民抗命的代价，站在街头，承接的是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记忆，以及对香港问题的深刻忧虑。总理阁下，你如果在现场，就将会明白我们绝对不是任意妄为，为人唆摆。我们不得不这样，我们只是希望让最合理的诉求，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方法，让北京政府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诉求和决心。
这不是一时之气。当数以十万计市民甘愿公民抗命，付出法律责任的代价，这样的决心与能量根本不是民意的数字游戏可以化解。这个城市的压迫苦难，不平与怨怼，是主政者必须去面对的，而不是掩耳盗铃般地归因于“外部势力”镇压了事。如果不能正视香港人对民主价值的坚定追求，以及背后对长期社会矛盾的积怨，如果不能深入其中去想办法化解，香港将无法管治。主政者已经失去了两代香港人的信心，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吗？
三十年前，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希望透过当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得以实现。自一九九七年起，“一国两制”亦在香港运行了十七年。一直以来，我们都将“一国两制”理解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香港人可以透过民主参与，透过高度自治，可以在殖民主义结束之后，真正做到当家作主。然而在实际上，基于种种原因，殖民地时期权力倾斜于权贵的结构，并未改变。阶级对立，社会不公，以及各种新的矛盾接踵而来，导致今天的政治危机。
总理阁下，“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的问题，正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实在感到，香港走到这一步，我们已退无可退，必须努力承担起时代的责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女士在与学生对话时，曾经明言：“香港问题，未必能做到香港解决”。故此，我们决定亲往北京，堂堂正正把港人的民主诉求带到你面前，向你清楚说明这次民主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一国两制”实践不顺的深层次原因。希望你也和我们一样，面对历史，正视现实，兑现中英谈判时对香港民主的承诺，也兑现中国共产党建政时对广大中国人民的民主承诺。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文章来源：独立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