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争取真普选运动升级为“占中”后，中共为了证明这是一场由外国“敌对势力”操纵的“香港版颜色革命”，制造了一个“不给和不要”的谎言。《人民日报》断言：“150多年间，自诩民主典范的英国没有给过香港同胞哪怕一天的实在民主。”大陆的“五毛”们把这句话发挥成格式化的网上跟帖语言：“150多年都没有向英国要普选，为什么今天才要普选？”
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台湾《自由时报》以“英国释出历史档案揭露中国断港民主道路始末”为题，《纽约时报》以“北京曾多次反对港英政府引入选举”为题，《华尔街日报》以“解禁外交文件显示周恩来不允许英国给香港民主”为题，以正视听：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开的一些文件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管治香港的殖民总督多次寻求推行民众选举，但迫于中共领导人的反对和威胁，最终放弃了香港民主自治的努力。
早在这些“敌对势力”的报纸拿出英国国家档案之前，香港专门研究战后香港政治及社会史的民间学者毛来由，亲自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那份文件（FCO 40/327），文件显示，1958年1月30日，周恩来会见访华的英国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时，希望Cantlie向当时的英国首相麦美伦转达以下说话：“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文件还显示，1960年10月29日，当时出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与香港工会代表访京团聚会时警告英国，如果在香港推行民主自治“我们将毫不犹疑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
如果说这是“敌对势力”的媒体在配合“占中”而造谣，那么笔者就抛开这份英国国家档案，用其它历史事实来揭穿“不给和不要”的谎言。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在绝大部分殖民地都实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由当地公民普选产生的政府，以达至独立（如马来西亚），或自治（如1959年的新加坡、今日的直布罗陀）。这里所讲的自治，是指除了国防外交由英国负责外，所有事务都交由当地民选政府全权处理。为何香港会成唯一的例外呢？这里的特殊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英国国家档案显示的特殊原因之外，还有香港在英国手里是个“烫山芋”的原因，英国只想把香港尽快归还中国，无心在那里搞民主。这不是“敌对势力”媒体说的，而是中共的喉舌媒体自己说的。2011年4月19日，《环球时报》以“英国公布绝密档案，曾想提前30年归还香港”为题，披露上世纪60年代末，英国曾两度考虑提前归还香港。
《环球时报》说英国第一次考虑提前归还香港的原因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内地爆发后，逐渐波及到香港。许多香港左翼人士（香港共产党）学习大陆的红卫兵，手持毛泽东语录，高喊口号，上街游行示威，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为镇压工人运动，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血案，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流血惨案发生后，由于担心中国政府会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出香港。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指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环球时报》说英国第二次考虑提前归还香港的原因是：“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迅速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应在不晚于80年代早期与北京就香港问题达成统一。这份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果文革继续升级，来自中国的压力持续增大，英国在1969年就应撤出香港。1967年1月，在澳门左翼运动的压力下，葡澳殖民政府一度提出归还澳门。受此事鼓舞，香港左翼人士要求英国‘滚出香港’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这份绝密报告指出，‘在当地共产主义者的长期精神压力下，我们或许不得不撤出。’报告还认为，如果有中国在背后支持，则更应该严肃考虑撤出计划。因为中国完全可以用一些经济手段来搞垮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如发动罢工或者断绝香港的食物和水的供应。报告甚至无端臆测说，中国会采取一些政治行动，如公开鼓励香港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暴力和颠覆行动。报告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国根本无法维持在香港的统治，不得不撤出。”
《环球时报》的文章还批评“英国政府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报告显示，英国当时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因为他们担心左翼会在大选中获胜。这与英国后来在香港回归前的态度截然相反。按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话说，当时在香港举行自由选举，‘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可以反证，不是英国不给香港民主，而是文化大革命断送了香港的民主进程，香港共产党的捣乱使英国无法在香港实行民主自治，英国只能维持现状，避免香港内乱和中共动用武力，避免在归还香港时失去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150多年间，香港人没有要过民主吗？香港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殖民管制的抗议，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要民主的运动。1984年香港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研究在香港发展代议政制，其中提及到香港立法局最终会引入直接选举议席。而于1985年，香港立法局亦首次引入间接选举议席。到了1987年5月27日，香港政府发表《1987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绿皮书》，就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作出检讨，并向市民咨询对1988年于香港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议席的意见。根据当时的多个民意调查，支持直选的市民约为六成至七成。同年9月底，由超过100个香港民主派人士组成的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争取八八直选集会”，逾万名市民参加。11月，香港政府公布由自行成立的民意汇集处，并委托调查机构就八八直选进行了民意调查。当时，民意汇集处把民意分成团体及个人意见、民意调查、和签名运动三类。政府认为“团体及个人意见”及“民意调查”中反对占多数，而“签名运动”虽然赞成意见占绝大多数，但“没有参考价值”，因而得出显示“有七成市民反对八八直选”的结论。由于这个结果与其他同类型调查的结果差异很大，引起了当时舆论的哗然，亦遭到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谴责玩弄民意。当时的94270份反对意见中，有73767份是预先印制而内容相同的标准信件，却被政府判定为73767个反对意见。
事实上，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个肮脏的交易，出卖了香港的民主。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离任后的回忆录中，彭证实了殖民地政府当年是刻意扭曲民意，玩弄数字，原因是中英双方已达成秘密共识，若咨询结果能显示市民并不要求八八直选，则中方会把最终引入直选的承诺写入《香港基本法》中。就是这次出卖，埋下了香港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也埋下了香港公民抗命运动的种子，今天的“争取真普选”运动是“争取八八直选”运动的接续和升级，而绝不是被中共妖魔化的“颜色革命”。
1987年的“八八直选”仅仅过去27年，中国大陆人就把它遗忘了。被遗忘的还有仅仅过去25年的“六四”，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不知道刘宾雁是谁。因为中共可以把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大脑中抹去，所以它才敢肆无忌惮地制造谎言。1992年10月，香港总督彭定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提及政改方案，表示即将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除了要“两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议席，并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新九组），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变相使这九个议席成为直选议席），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但中国政府竭力阻挡，并声言将在香港主权移交后取消这些改革。翻开当年的大陆报纸，满篇都是指斥彭定康“别有用心”，骂他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为民主派跳“最后探戈”，当中，时任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更斥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尽管受到中央的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成功地在1994年6月30日获立法局通过，并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落实。但中央则表明放弃“直通车”，不会让在1995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过渡到特区立法会。
150多年，英国没给过香港民主，香港人也没要过民主，这天大的谎言与事实不符，与逻辑也不通，就像指斥一个60岁才结婚的老光棍：你年轻时都没要媳妇，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要媳妇？老光棍只能说“这是敌对势力指使我干的”。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