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口袋法”是刑法里的“寻衅滋事”，这本是针对街道或村庄里流氓无赖而设立的刑事罪，但现在这个罪名却多指向律师与维权者，还有学者、艺术人、媒体人。在网上讨论一个敏感问题，在家里与朋友纪念一个历史事件，以艺术方式表达对香港争普选的支持，都可能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予以拘捕。
另一个“口袋罪”又张开了大口——《反间谍法》11月1日已由全国人大通过，并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实施。这个法案取代了此前的《国家安全法》，表面看来，新公布的反间谍法更为具体而目标专一，而分析其内容可见，它仍然是以国家安全名义，张开的一个巨大口袋，更多的领域、更多的人，都可能被装入这个口袋。
《反间谍法》条款从《国家安全法》的34条增加到40条，特别是首次明确了五类间谍行为：一、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资助境内外机构、个人，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三、境内外勾结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和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四、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五、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尽管前四类都非常具体，但第五类，却是一个模糊而巨大无比的口袋，可以把他们想装进去的人，都可有罪化装入。当然，前四类也有实质性的问题，即信息、活动与危害国家安全的关系，如一位网友通过网络透露某地突发事件，而这一事件官方最后认定为政治事件或军事安全事故，那么该网友的行为是不是影响了国家安全？中央向院校、媒体发出的所谓“七不许”的内部通知，要求不得讲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军队国家化等等话题（这本身就是违宪的通知或文件），如果通过网络公开讨论，是不是涉嫌泄密，并被以间谍罪治罪？
今年4月，中共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等11项新国家安全范畴，这样的新国家安全观与反间谍法比照起来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上述各个领域中，都可能出现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而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比2011年增加了近20%。文化与生态领域怎么也会出现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呢？利用行为艺术参与茉莉花运动，或参与支持香港争普选运动，可以装入“口袋”吗？生态领域里，与国际组织合作，提供某一区域土地或水系污染的信息数据，算是间谍行为吗？
任何与国际组织或国外机构合作的学者教授、公益机构、维权机构人士，将来都面临极其严峻的“间谍”问题，因为所有的合作，都会有信息或相关内容交流涉及，只要合作者被有关方面认为这些信息或内容涉及到国家安全，就会被装进“口袋”治罪。
即便在没有《反间谍法》之前，已有案例发生，一些网站编辑将宣传部门要求的删帖令公开或寄给海外媒体，也被定性为泄密，予以开除与拘审，像著名记者高瑜这样的写作者，其文章内容多涉及高层斗争内幕，也极有可能被装进危害国家安全罪“口袋”，而不是先前所定的寻衅滋事罪。
政府与党的宣传部门向市场化的网站发布这些禁令，本来就是非法行为，但每天发布删帖通知、宣传通知，却均以密令的方式下达，非法的行为却成为媒体人违法的陷阱。如此这般，将来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也极有可能被定性为间谍罪。
我们看一则近日发生在香港的新闻，可以见出非常不好的苗头。媒体报导，香港警方使用定义模糊的《电脑罪行条例》拘审网民——10月18日，一名23岁姓谭的男子在其位于天水围的家中被警方拘捕，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和“非法集会”的罪行；10月19日，警方在其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此次拘捕，指该名男子“鼓吹市民到旺角参与非法集会、冲击警方及瘫痪铁路”。
香港警方使用的是电脑罪行条例中的模糊内容，同理，这样的事态如果发生在大陆，警方完全可以用反间谍法中的模糊条例，对号召参加示威的网友进行拘捕与打击。
警方的问题出在哪里？在网络上号召公民示威，与现实中的组织公民示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警方能够用数据说明，某网友在网络媒体上的号召，直接导致多少人非法聚集，那么他可能涉嫌犯罪；即便如此，他仍然有申诉的空间，因为示威聚集的人是成年人，完全应该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即参与聚集与示威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该由言论者负责，这是言论自由的本质。
旅居德国的大陆媒体评论员长平说：这个法立法背景就是中共一直在强调外国敌对势力，以勾结境外势力打击异议人士，甚至都算不上异议人士的一些只是对政策有意见的一些公民，如伊力哈木被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出台一个反间谍法，其实等于把这一方面进一步地加强。中共把很多问题，比如香港的问题，都推到外国敌对势力作梗。
美国之音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身份的法律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的规定模糊、宽泛和笼统，这实际上赋予国家安全机关更大的权力，在反间谍的名义下，让国家安全机关更容易打击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以及民间组织。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