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江斗的整个博弈过程中，四中全会堪称一个分水岭：如果在此之前很多人对习近平本人以及习王反腐走向还模糊不清的话，在此之后，习近平的一系列举动已经日渐清楚的勾勒出一盘大棋的布局轮廓。这盘大棋目前已经走到了收尾的阶段，而整个棋局的核心，是抓捕江泽民。
四中全会为“捕江”磨刀
四中全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一度非常失望，因为备受关注的周永康一案没有被公布移交司法。实际上，如果回顾一下这个会议的结果就能看到，这次会议对习近平来说，重点并非周永康——周永康在被宣布调查并删掉“同志”两字称谓的时候，就已经注定是一只死老虎，根本犯不着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浪费时间。如果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他的当务之急，不会是已经低头招供的周永康，甚至不是持续陷入僵局的香港，而是这一系列麻烦的总根源——江泽民。这是我们看到“四中”最急于推出“依法治国”这个大政命题，并将广受关注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释放出来的原因。这也非常合理的解释了为什么周永康案被暂时搁置一边，公报中对香港问题也只是一笔带过。
换句话说，周永康的例子已经证明，如果习近平要对付常委及以下级别的大老虎，他只需要中纪委就可以了。现在他煞费苦心搞出这么大一个动静，并且推进到一个“家法”性质的中纪委难以企及的领域，只能说明一点，他要对付的目标，比一个常委更大也更难缠。
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四中全会之后正式走到前台的新反贪总局。这个机构被很多人解读为大陆版的廉政公署，笔者觉得不无道理。别看这个机构级别低，如果习近平要抓捕的对象是江泽民这个曾经的中共“核心”人物，哪个机构的级别都不够。所以，级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机构代表习近平式的法制，而这是唯一能致江于死地、“级别”也比江还高的武器，这才是最关键的。
牢控军权稳定“捕江”大盘
在中共这样一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体制中，政治上任何的大动作，都必定以牢固掌控军权为前提。邓小平当年就凭着这点可以两废党的总书记，而胡锦涛即便坐上了军委主席位置，抓不到实权依然碌碌无为。
习近平显然吸取了胡锦涛的教训，在元老和红二代的集体支持下，他几乎在四中结束的第一时间就举行了古田会议 。这个会议被很多人解读为习近平是在向毛泽东致敬或准备靠拢毛泽东路线，实属不着调。如果说真的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习近平不过是想借用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对军队领导权的前朝旧事，用党文化特有的语言符号来告诉当今所有能听懂的体制内成员：他已经牢固掌控军权。至于习近平当下要利用这部分权力做什么，他也借用“肃清徐才厚影响”这个例子给予了说明——他要继续反腐。
习近平在军队的另一个大动作，是将军方审计署由后勤划归了中央军委建制，按中共官方的说法，审计署将“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主管全军审计工作，对中央军委负责并报告工作”。
首先，这个动作证明了习近平思路的重心仍然是反腐，这与古田会议的真正目的相连贯并且一致。其次，这个动作或许还有更深的含义：通过独立审计彻查总后的预算与资金收支流向，那些参与器官活摘的军方医疗系统的隐秘巨额资金，将无所遁形，而这是真正彻底击溃江系军中势力、“肃清影响”的杀手锏。
解构、重组政法特情系统断江爪牙
在整个习江斗过程中，政法与特情系统一直都是最关键的地盘。从宏观的角度，军权足以稳定大盘，但更多起到的是一种威慑作用，而在实战中贴身肉搏、短兵相接的时候，枪杆子经常不如政法委这样的刀把子好使，至于特务情报这样的机构，基本就属于暗器了，一旦出手命中，杀伤力绝对不容小觑。
事实上，习近平对政法委的大面积整肃，早在7月份就已经开始。根据香港《明报》的报导，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当月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共已经决定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表面上，这个机构名称只是两字之差，但个中内涵实际却差之千里。2011年，是周永康通过更改名称将该机构管辖部门数量从原来的40个增加至51个。其实这种扩权手法周永康干过多次，政法委这个“第二中央”就是这么一步步坐大直到尾大不掉的。现在恢复旧名称，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机构编制的重组和解构，如果运作得当，这块地盘里面的整个利益格局、人事从属、团伙帮派等可以一举打乱并按自己需要重组。周永康当初用利益收编了成百上千的爪牙，习近平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都抓捕。利益改变了，这些人的纽带也就断了，这是兵不血刃大面积肃清潜在作乱因素的有效方式。
惟其有效，所以我们才看到相似的现象在特情系统再次出现。10月28日，日本NHK国际部记者绯山率先在推特透露，中共将改组情报与间谍机构，改由中央垂直管理，将国安部及下属各省、市国安局划归中央管理，将国家安全部划分为“国内安全部“和“国外安全部”，由两名副总警监直接负责，将收集和窃取来的国内外港澳台等情报汇总分析上报。
一直以来，特务系统都是血债帮搅局习王反腐的主力。从国内到海外，从反日游行到香港占中，甚至前段时期频频爆发的部分公共安全恶性事件，都能见到特务的重重鬼影。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特务机构就更不好掌控。早有分析人士指出，要搞定这类机构，绝不是换一两个部长局长就能解决。特情人员的从属、联系方式极为隐秘，对指令的接收，也只局限在个别人。这是特务的巨大优势，同时也是巨大的劣势——一个改组，就可以让千千万万的特务在无声无息中失去原有指令对象、失去资金及各种物质、信息资源支持，从而基本失去特务能力与价值。
布局文宣系为“捕江”做舆论准备
如果说，习江斗在政法特情系统的博弈属于暗斗的话，在文宣系统就可以说是明争了。尽管从“南周事件”以后，文宣系就一直不断作梗，但大体还都限定在一些用词删改等问题上做小动作。真正称得上“事件”的，应该是从“教科书事件”开始，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双方你来我往，几近公开驳火。
“教科书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不值一提的，小学生的教科书里面多几首古诗词与少几首古诗词，似乎也不应该和高层内斗联系起来。但在中共的体制中，没有什么不能联系政治，甚至是高层政治。这也是当初对《海瑞罢官》历史剧的一篇评论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运动的根本原因。
“教科书事件”的重点不在于古诗词多少，而在于习近平的讲话是否算数，尤其是否在上海算数。事情本身，可能只是一粒芝麻，但背后涉及的，可能是站队表态大问题，是服从领导与否的生死搏杀。这是中共要领导一切垄断一切的本性所决定的，它就是这么一种玩法。所以，我们看到北京和上海一番唇枪舌剑的结果，是“魔都”大总管韩正在9月16日晚上10点35分——注意这个时间——于《新华网》刊发报导，“汇报”当天下午上海已经举行常委学习会，要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在今年同北师大师生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这是江派大佬第一次公开在习近平面前低头服软，哪怕是被迫。很显然，“教科书事件”的小题被刻意大作，说明习近平已经意识到在最后摊牌之前必须要走一步棋：逐步抓到话语权。
此后的过程，所有人都看到了，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让主管这部分的刘云山当了两个小时的陪衬。尽管刘云山拚命恶炒周小平这条“带鱼”希图给习近平也沾上腥臭，但这已经无损大局，文艺界的大调子究竟谁来定，几乎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正因如此，赵本山尽管在第一时间高调学习、表态、接受采访表示拼老命也要上春晚——他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习近平路线”的春晚——最终仍然是“睡不着”。其实赵本山并没有真正看明白，他不知道他被抛出已经是注定的，就像日后习近平清理网路舆论，司马南等人注定会被抛出，清理三大党媒喉舌，芮成钢等人也注定会被抛出一样。
习近平布局文宣系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包括通过港媒放风正调查三大喉舌；通过微博放风芮成钢可能被处以极刑；通过脸书创始人访问清华体系并会面王岐山来挤压江绵恒手里庞大的网路资源等等。铺垫差不多了，王岐山开始登台，异常高调在党媒发文大谈反腐，一派穷追猛打追究到底的声调。正如前文所说，周永康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习王犯得着在他身上花这么大功夫吗？不会。之所以费这么多周折，原因只有一个，他们要动刀的，是比周永康大很多的老虎，这只虎，只可能是江泽民。
攘内与安外
从宏观上看，习近平要“捕江”，除了在国内需要搞定各个领域，国际上同样需要摆平几大国。千万不要以为“捕江”只是中共的内政——江泽民的势力早就延伸到海外，仅仅从各大跨国媒体巨头多年来集体对迫害法轮功失语、对器官活摘视若不见，就足以看出端倪——江泽民究竟出卖了多少利益来拢住一些大国高官，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只超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这一样筹码，就足以让普京为保江说话。
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习近平充分利用四中全会搞定了国内之后，马上就谋划利用APEC来搞定国际，连时间都衔接的异常紧凑。
据媒体的报导，11月7日，由21个成员国组成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在北京拉开序幕，此次会议将确认一项有关腐败案件信息共享的计划。这个名为反腐败执法合作网路（APEC Network of Anti-Corruption Author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简称ACT-NET）的机构，将设于中纪委的培训部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担任该学院院长。
这条新闻一出来，很多人觉得挺新奇，国际反腐合作居然将联合机构的总部设在了中共党内的中纪委。而更离奇的是，APEC会议还没结束，中新网就迫不及待刊发报导称：“APEC中国年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各方就反腐达成共识，推出《北京反腐宣言》。”一个经济合作会议，居然把经济合作发展放到了第二位，让反腐宣言作为最主要的合作成果来展示，意味着什么？
其实，一旦看清了习近平要做什么，目标是谁，所有这一切就一点也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