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香港普选权抗争是持久战,非速决战

香港占中已经一月有余,由于习近平要求香港做到“不妥协、不流血”,香港特首梁振英只好端着这个炭火盆,希望它慢慢凉下来。占中运动一开始,北京已经算定“时间不在占中者”这一边。

占中行动“去中心化、无组织化”这一特点,在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就显露出其集体行动的弱项了。据《华尔街日报》10月31日消息,“香港的学生领袖表示,他们考虑在下个月中国高调举办全球峰会的时候,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表达民主诉求。”

*香港学生北上抗议可行性述略*

对香港学生刚宣布的这一决定,《华尔街日报》评述说,“此举将代表抗议活动显着升级”,但我还真不这样看。

香港学生及上述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当然都不如我们这些在中共治下长期生活并抗争过的人。在我看来,北京对香港学生北上抗议,大概会采取几种应对方法:

第一种办法,中共最省事,即让香港学生在会议召开前半个月内根本不能成行,在其入关时全部拦截。从技术上来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中共愿意采取。

第二种办法,让学生成功北上,这在战术上叫做“诱敌深入”(或许应该叫做“对方”而不是“敌”,本文是借用成语),在目的地张网以待,即让香港学生在抗议地点短期聚合、举标语抗议,然后再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从法律上来说,香港公民在大陆适用于大陆法律,中共并没去香港抓人执法。过去许多香港人一过罗湖桥即“失踪”,最后才知是被捕。这方面例子很多,年龄大点的人都知道。

第三种办法最费事,但也最能折腾人。那就是让香港学生到达现场并成功举行抗议,中国政府组织人马到现场举行“反占中”,以展示“大陆人民对香港占中运动的反感”。这一点,外人还真不好说这是北京政府完全虚构民意,因为大陆人并不完全理解占中,确实有不少人反对。只要政府动员,不少青年会参加。

我认为,第三种办法,是香港学生最不应该选的办法,因为等于放弃主场优势,进行一场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赛事。更何况,那种情境下,香港学生要对付的不仅是政府的暴力,还有来自反占中民间人士的暴力。

*港生放弃主场优势后可能面临的情况*

关于放弃主场优势可能面临的情况,这里多说一点。足球比赛中,有主场优势(home advantage)之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比赛在运动员自己的国家或城市举办,就会有一些地利、人和方面的优势,让他们更容易取得胜利,这种情况叫做home advantage effect(主场优势效应)。香港反占中持续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主场地是在香港,就算港人有不同意见,但与香港占中运动参加者毕竟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城之人,加之香港还是个法治社会,港府再出格,也还有个法度管着,施用暴力也就是胡椒粉、清场、拖人等等。这些与大陆相比,实在是小儿科。

与“主场”相对的就是“客场”(visiting field或opponent’s field),“客场比赛”就是away game,外来参赛队不如主场参赛队那样,有那么多“地利”“人和”,至少啦啦队的声音就不如主场队洪亮。

香港学生们年轻,但年长者一定不要忘记,香港学生如果离开有地利、人和且有香港法律约束的主场地,到了大陆这块由中共说了算的“客场”,就算“孤军深入”了。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在香港主场,北京都未忘记向香港输送大量反占中者与占中参加者对峙,此时香港学生“孤军深入”到由中共说了算的大陆,北京哪能不好好利用“主场优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占中游行示威,给香港学生一点颜色看看?从人数上来说,香港学生北上,估计最多也就进去一、两千人,而中国政府要在大陆组织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占中人海战术,实在易如反掌。估计中共政府也就需要动员万把人左右(当政者多半认为没有必要动员更多人,“杀鸡焉用牛刀”)。经历过前些年反美、反日全国大中城市联合大游行的中国人,当然都知道中共政府那超强的动员能力。

*持续的抗争是通向自由的通行证*

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注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这只要想想国际经验就知道了。

与极权的抗争从来就极为艰巨,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大陆80、90两代青年不了解这段历史,常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即极权统治往往于一夜间垮掉。这是他们只看到一些历史的断片,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迅速垮台;没看到历史的全景,即共产政权垮台之前,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畏牺牲而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抗争。无论是捷克、波兰还是匈牙利,几乎从苏联用大炮与坦克将社会主义制度送进这些国家之后不久,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没有中止过反抗。一些大的事件,如匈牙利纳吉事件、波兰1956年十月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人们尚知其大概,但其实除了这些事件之外,还发生过无数的血腥事件。

以波兰为例,自1948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采用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就导致该国资源及人力管理问题频出,不断引发政治抗争。

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一家名叫Cegielski的工厂约16000名工人发动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去华沙向政府说项,这位传言代表遭到当局逮捕,于是示威演变成暴动,烧毁了当地秘密警察总部所在的建筑物,政府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镇压这次反抗,并宣称“暴民”是受到西方国家人士的挑唆采取行动。自此以后,波兰的工人反抗从未断过。波兰共产政权垮台之后,专门建造了一座《1956年事件纪念碑》,亦称《双十字架纪念碑》,碑上没有碑文只有数字。位于左边的十字架下端有“1956”四个字,位于内的第二个十字架刻有多组数字,从下往上依次为1968、1970、1976、1980、1981,每一个数字代表一次大的反抗事件,其中,1970年但泽斯克船厂大罢工事件已经被拍成电影《黑色星期四 》(Czarny czwartek,2011)。这段历史梗概如下:1970年圣诞节前两周,因波兰共产党提升食品价格,引发格但斯克船厂工人大罢工,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波兰共产党政府对这场罢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2月17日(星期四),45名抗议者被枪杀。这次事件之后,波兰工人的反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领导工人运动的团结工会此后不久诞生。

“自由不是免费的”,通向自由之路长满了荆棘,必须有一批具有披荆斩棘精神的勇者前赴后继,才能引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走完这条路。因此,我真心诚意地劝香港学生就留在香港,利用主场优势坚持抗争,没必要以身涉险。至于认为让北京抓捕,以便吸引更多的国际援助等类说法,我建议先进行一次沙盘推演,参考这一个多月来国际社会对占中运动的表态,估算一下会得到多大支持,哪些支持能够对北京构成强大的压力。凡事“预则立,不预而废”,一场大的运动,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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