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六年前我离开香港到华盛顿读书前问我：是否担心香港的未来，我可能会说“不，我认为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
纵观我住在美国的这些年，我听到的是关于(美国)政府的坏话，是人们如何反对那些政策，如何不喜欢总统奥巴马。但我没有一次听到过一个美国人在认真地谈论想要移民;没有一次听到过一个美国人说多么羡慕另一个国家，以致他们想要离开美国。
但是，为什么每一天都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甚至是香港居民，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的政府并不尊重他们。
当占领中环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支持它。我相信其背后的理念——让香港有真正的普选。但我很担心占中运动会阻挠人们的生计。
我支持大学生的罢课运动。在香港，很多的历史变化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我相信学生们确实有影响社会的力量。
在罢课运动后，我没有打算参加占中抗议，但是，当警方决定使用催泪弹来攻击和驱散手无寸铁的人群时，我改变了想法。
“这不是真的”，站在电视机前，我的泪水出来了。
我的父母告诉我要远离示威，他们认为那里危险，而且最终不会有效果的。
虽然有些人，包括香港政府，说占中运动已经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形象，但是我在华盛顿的朋友们确认，国际上的感知是：损害香港形象的是香港警方、港府、中国政府以及他们虐待自己的人民。
上一周，我下班后开始去金钟参加抗议，那里是政府总部所在地。促使我上街参加示威的原因竟然是恐惧，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很害怕这个政府，所有我必须站起来，大声说话。地球上，没有一个合理的领导人会象这样对待他的人民。警方本应是保护市民的，而不是伤害他们。
这是我的香港，我要尽我所能去挽救它。
1997年生效的香港基本法说，“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我记得我小时候问我爸爸，“这是否意味着在第51年的时候我的生活将会改变?我们是否会失去我们所有的权利和自由?”
十七年过去了，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2013年的GDP为2740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0.44%。
但香港人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了吗?老实说，可悲的是，没有。作为一名最近毕业的大学生，我看不到自己能在未来十年里买一套公寓的希望。许多公寓的价格是每平方英尺超过1200美元，而香港的最低工资仍然是每小时30港元(约3.87美元)。
十七年过去了，香港人拥有以前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吗?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做了25年的香港记者(前《明报》总编)刘进图被残忍袭击;政府想要给香港的年轻人灌输“国民教育”课程，要他们去支持共产党;香港电视台申请免费电视牌照被拒……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人们对政府的愤怒和不满。
香港人想要民主选举。行政长官梁振英是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来的，他只得到了689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决定的选举改革中，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的提名。
这不是人们想要的。人们希望能够公民提名候选人，人们要真正的普选。在与政府谈判了大约一个月后，没有任何的进展，由8所香港大专院校组成的香港学联组织了从9月22日开始为期一周的罢课运动。香港的抗议就是这样开始的。
当香港移交回中国的时候，我还不满5岁。十七年后，我21岁，已经长大了，我看过世界，我已放眼未来。
再问我六年前同样的问题，“你担心香港的未来吗?”我现在的回答是，“是的，我担心。”
现在，我是一名记者。我很担心，我会因为像刘进图那样讲出真实的情况而被残酷攻击。我担心新闻自由会消失。我担心香港永远不会有普选。我担心我的孩子们会被洗脑，长大后会没有评判性思维的能力。我很担心。
为了处理一些家事，我回到了香港，但有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留在西雅图。尤其是当我听到人们谴责示威学生，说他们因为自己“没有经济负担”而“无所事事”，“在危害人们的生活”时，这激怒了我，伤害了我。我们不是在这里开嘉年华。在金钟，睡在街上并没有睡在家里的床上舒适;当你连续三天都要吃麦当劳时，那些汉堡的味道并不好。
我们不是来这里玩的，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影响了您的生意，打乱了您的生活，或者给您带来了任何不便，我向您道歉。您可以随意地责备我们，但是当有一天您没有指责的权利了，那时要再发声已经太晚了。
在连续站了5个小时又没有吃晚饭后，我很饿，精疲力竭。就在这一刻，我身后一个声音喊道：“谁想要些面包吗?我们这里有新鲜的面包!”
我转过身，拿了一个。在我手里，它甚至还是热的。当咬第一口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看到示威者们没有尽头，他们手机的灯光，以及他们脸上坚强的意志。
香港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
(本文译自Yue Ching Yeung于10月6日发表在《西雅图全球主义者》网站上的文章，题为：争取香港民主，这是我的责任)
原文My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文章来源： 博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