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研究中国历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宋代是中国最令西方人神往的朝代。大家都会问，为什么是宋代呢？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都说，“唐汉宋明清5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那不是一个老打败仗、老出投降派的朝代吗？其实，跟汉代比，宋代无内乱；跟唐代比，宋代文化更繁荣昌盛；跟明清比，宋代社会更开明平和。
宋代的文明水平已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现在许多学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
宋代的皇帝对文人很尊重，100年没有杀过一人。看着实在讨厌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时间，突然想念了，再召回来。文人之间也吵架，但都不会往死里整。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赶到洛阳去。司马光去了洛阳后就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骂完就完了。
宋太祖有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有宋一朝三百余年，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这条规矩刀下留人。苏东坡因反对宋神宗改革而几乎被治罪诛杀，也因这条老规矩，降级贬官了事。
宋代将中国茶文化发展至鼎盛，被茶学界称为“龙凤盛世”。自宋朝一建立，便在宫廷兴起饮茶风尚，太祖赵匡胤便有饮茶癖好，宋朝历代皇帝亦如此。宋代宫廷茶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便是朝廷茶仪，春秋大宴皆有茶仪。皇帝也经常赏赐茶叶给官员、学生、寺僧、百姓，接见北朝契丹使臣亦赐茶。士大夫文人也以茶仪为集会仪式，以致宋徽宗还亲自作《大观茶论》，首序言，次分地产、天时、采择、压蒸、制造、鉴别、烹点、藏焙、茶品等二十目；从茶叶栽培、采制到烹点、鉴别；从烹点的水、具、火到茶汤色、香、味；从名茶、产茶大户到藏焙之要，点茶之法，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宋徽宗本人也以天子之尊倡导饮茶，达官贵人多爱把玩茶盏，文人雅士借助诗词歌赋书画形式推崇。市井乡民以茶待客、以茶相赠、以茶祭祀，饮茶习俗渗透到两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代绘画还是中国绘画技法发展的高峰，后世无以能及。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人物画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宋代对绘画的收藏、品鉴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同样也是画家，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他们在画作上题字咏诗，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杨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坚的“水仙”等。北宋文人士大夫对文人画的贡献更表现在理论建树上，欧阳修提出将“萧条淡泊”作为一种美学境界来追求，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就是中国文人画的真谛是不求表面的形似，但求率真、自然的神似。在中国传统生活，文人士大夫早已形成网路，文人画及苏轼等人的思想迅速传播，影响所及，甚至到蛮族统治的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前导。
宋代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商品交易只准在“官市”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朱熹就很得意地回忆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开酒店、做零售的商人，当年可有钱了，“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
宋代，新闻业就已很发达。两宋首都的中产阶级家里，往往有两份报纸：一份是官府的“朝报”，相当于现在的官方刊物，一脸严肃；一份是私人办的“小报”，相当于如今的娱乐周刊，往往爆出“朝报”不愿报或者不敢报的消息。作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小报”并无固定报名和名称，也并非出自一人一家之手，“小报”云云也只是宋人习惯的称呼。但是，“小报”的兴盛突破了官方办报制度，在中国古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宋代，城市规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两宋的首都汴梁和临安，都有百万人口。当时的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15万人。《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泽端所绘；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首都汴梁一角的繁荣昌盛。
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原来旨在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被“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所代替，人民迁徙更自由，商业受到前所未有之重视。而随着商业的展开，城市的繁华，人口的流动，贫富也明显分化。这个时候，建立起一个为贫困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救济的国家福利体系，就显得特别迫切。而且宋朝“以儒立国，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儒家的“保息”思想也要求朝廷负起养民之责。正是在这样的内（价值追求）外（社会需求）压力下，赵宋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
国家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周礼》中就记载了六种“保息”之法：“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不过在宋代之前，国家福利并未实现体系化，多为临时性救济，带有备荒赈灾性质。宋代则建立了一套覆盖面极广的福利救济体系，救济的对象涵盖了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弃婴、孤儿、贫困人口等所有无法自立的群体，提供的福利覆盖了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等层面，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均有国家救济。史称“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真不是溢美之词。
先来说“摇篮”即“生”的福利。宋代的“摇篮”福利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与预防性救济两大类。预防性救济是指国家在发现贫家妇女怀孕之后，给她们提供生活补贴，以免穷困人家因养不起孩子而溺婴、弃婴。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下诏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令”，诏曰：“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具体做法是，每一家贫困户发钱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1800元），这笔经费来自国家征收的“免役宽剩钱”。南宋的州县还设有“举子仓”，即由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举子仓的仓本来自国家常平仓、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赠。
补救性救济则是指国家设立福利机构，收养、赈济弃婴与孤儿。北宋时，主要由综合性福利机构如“福田院”负责收养京师汴梁的“老幼废疾”，“广惠仓”负责赈济各州县的“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从哲宗朝开始，朝廷在全国施行“居养法”，各地设立“居养院”，收养无法自存之民，遇有被遗弃婴儿、孤儿，也送入附近居养院养育，对婴幼儿，“雇人乳养”；稍大一点的儿童，则“令入小学听读”。南宋时，又发展出专门的儿童收养机构，有“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慈幼局”、“及幼局”等。名称虽异，功能则差不多；宋人吴自牧这样描述：“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慈幼局的效果很好，据元人的回忆，“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
再来说“老”的福利。宋代收养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也包括综合性机构与专门的养老福利机构，“安老坊”、“安怀坊”、“安济院”都是收养“老而无归”的养老院，“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等综合性福利机构也收养孤寡老人、流浪乞丐、残疾人士、贫困人口等。按宋人的界定，60岁以上为老人，可享有进入福利机构养老的权利，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
宋代收养、治疗孤苦贫困病人的专门机构主要是“安济坊”。北宋崇宁年间，朝廷下诏全国各路遍置安济坊，颁发“安济法”，要求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安济坊“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即实行病人隔离制，并提供汤药、伙食。此外，另有专门收治患病旅客的机构“安乐庐”，因旅人“有病于道途，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于非命，极为可念”。政府还要求旅店如发现病人，不得将其赶走，而应就近请大夫治疗，然后报告官府，报销医药费。除收养病人的福利机构，宋代还设有“药局”、“施药局”，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药局只“收本钱不取息”。有时候，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免费发放药物。宋人吴自牧记述道，南宋时，“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朝廷）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朝廷）。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
“从摇篮到坟墓”，人生的归宿最终都是墓冢。宋代之前，也有设义冢助葬贫民、流民之举，但制度化的福利性公墓体系则是在宋代才形成的，此即“漏泽园”制度。漏泽园先是设于京师汴梁，北宋真宗年间，朝廷在“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到了神宗朝，政府又正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建炎南渡之后，宋高宗也下诏要求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整个南宋时期，各地普遍都设立了这种福利性公墓。
宋代的漏泽园，有一套非常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如逝者有冥器陪葬，有“兰羞”（佳肴）祭祀，尽力照顾了逝者尊严，这些下葬随品及祭品都由政府置办；“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还有专人管理，“官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
至于季节性、临时性、赈灾性的例行救济，比如“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也是“每岁常例”。总之，宋代隐隐然已经有了几分“福利国家”的气象。两宋期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系，为历代最为完备。当然，宋朝设立福利的宗旨，跟落实这一宗旨的效果之间，肯定存在一个折扣，但1000年前的宋政府能建成这么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让人们不能不生出感慨。
不过，宋代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在近代福利国家中常常见到的“福利病”，比如，北宋的州县为给居养院配备炊事员、保姆、乳母、勤杂工，以及添置炊具饮膳、衲衣絮被，“不免率敛”，以致“贫者乐而富者扰矣”。当时的民谚甚至有国家“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之讥。官办福利机构所固有的弊病也几乎不可避免，比如，公款挥霍起来不心痛，有些居养院居然要“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日用既广，糜费无艺”；又如，应付公事总是漫不经心，有些居养院混入了“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但是，不能因为出现“福利病”就否定福利制度。避免官办福利弊病的办法，也不是取消福利本身，而是应当发展出强大的民间福利体系相弥补。宋代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其实也有一个由士绅主持、覆盖面更为广泛的民间救济体系。
宋朝是历史上最优待读书人的朝代，同时对官员的管理也更严格，甚至禁止他们去酒馆吃喝。宋朝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据《归田录》记载，宋真宗时代太子的老师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说，请罪态度又好，就差点丢官。
据《邵氏闻见录》记载，有一次，宋仁宗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一补，寻遍京城，却一无所获。但是，朝廷有制度，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横征暴敛。皇帝同样要遵守制度，要吃鱼也不能到外地去找。
愁眉不展之际，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我们家那口子爱吃糟淮白鱼，可是按规定不能到外地要。你们家老头子老家在寿州，应该有这鱼吧。”吕夷简家果真有，吕夫人回去后，把糟白鱼送至宫中，才解了皇后的急。
说到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宋代令西方人如此神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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