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写到一个死刑犯作如是想：“如果不死该有多好啊！我会把每一点时间精打细算，绝不浪费一分钟。”我也要珍惜在微信上每一次可以说话的机会，每一篇可以发布的文章。不见胜似永别。
今天看到新华网、人民网、社科院等官方网站在力推一篇文章，再也忍耐不住了。此文说，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就是从1958年开始、1961年结束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这段历史我本人没有亲身经历过，也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西方敌对势力”，所以我不去讨论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3000万人还是3500万人。我只想讲述几个故事。关于大饥荒，我家庭的故事及我自己的故事。我想，这样寻常老百姓的口述史，在21世纪的中国，应当是允许讲的。
大概在1959年的冬天，安徽省无为县的一户农村人家，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本来已经会走会跳了，由于极度饥饿，她的身体逆自然规律生长，又回到了婴儿时期，只能坐在小木车上。
她朦朦胧胧地看到八岁的哥哥在门外，便有气无力地喊道：“哥，回家。”
哥哥没理妹妹。小男孩正痴痴看一位叔叔喝粥。这位叔叔他本不认识。49年之后，他家的祖屋突然变成公产，组织经常安排人住在他家里。每一个来者都是主人，日子也过得比原来的主人好一些。在这个小男孩的眼里，叔叔手捧的是琼浆玉液；叔叔每一口咽下的，都是生命之源。
小男孩看叔叔喝完了粥，没有分到一口。在这个时间里，他似乎又隐隐约约听到妹妹在喊“哥哥快回家”。到他终于一步一挨回到妹妹身边时，妹妹再也不会喊他了。她无声无息，冰冷僵硬。这个五岁的小女孩，连卖火柴都还不会，身上也没有一根可以划着取暖的火柴，就死于饥寒交迫。
妹妹的死，这个小男孩当时有什么感觉？也许有，但并不强烈。几十年之后，这个景象一直闪现在小男孩的脑中，他讲给家人听，讲给儿子听。每当讲这个故事，他都眼圈发红，声音哽咽。我每次听到父亲讲这个故事，都心痛不已。饿死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姑姑。
我家不是地主，划的成分是中农。我太爷爷辛苦一辈子，有几亩薄产，49之后连田带屋都收归公有。从58年开始，农村不许自家生火，家里不许藏一粒粮食，所有人都吃食堂。太爷爷是个硬汉子，他从来没跨进食堂半步，他说：“至死也不要进他们的食堂。”他是我家第一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
然后就轮到我爷爷。爷爷是读书人，大学生，四乡八村知名的才子。他毕业后应邀出任乡长。当时他并不愿意当这个芝麻官，但终于在太爷爷苦口婆心的压力之下上任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他连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入，就“解放”了。他舍不得家人，没跟随组织去海峡对岸而是躲了起来。最后他被抓住了，判刑入狱。
爷爷1958年放了出来，回到了正值饿死人的家乡。有一天晚上，全家人躺在床上。爷爷突然唤醒我父亲，十分平静地说：“孩子，起来烧纸。”奶奶斥责爷爷：“大晚上的不要胡说，别吓孩子。”爷爷说：“真的！快起来，迟了来不及了，我快不行了。”于是奶奶和父亲起床烧纸，爷爷就在这个过程中去了。一个上过大学的才子，就因为担任了一个月的国民政府基层官员，就被抓去坐了近10年的牢，放回家几个月就生生饿死。
太爷爷饿死了，爷爷饿死了，姑姑饿死了，最后一个饿死的是叔叔。当时他只有3岁，但很聪慧。每当奶奶从食堂打了面粉糊回来，他第一个嗷嗷叫，不许任何人先吃。农村的母亲喂孩子吃流体食物，总要拿汤匙从自己嘴里过一下，试试温度。但我这个小叔叔决不允许奶奶做这个动作，他认为这是对他食物的侵犯。无论多烫的糊或粥，他都能咽下。每餐之后，他的小嘴上都会长出几个被烫出的血泡。
父亲记得，每次吃过“饭”之后，爷爷总会用手指细细抹拭瓷缸里的残沫往嘴里送。这个秘密被小叔叔发现之后，从此拭残沫的权利便不再属于爷爷。每次餐后，小叔叔都会拿着瓷缸津津有味地抹拭半天。
三年过来，本来祖孙三代济济一堂的大家庭，只剩下了奶奶和父亲。父亲能从“58年”——家乡对大饥荒的俗称——熬过来，实属奇迹。父亲清楚记得，他长年都是双腿浮肿。有一次他拖着肿腿去食堂偷吃糊，被一个本家长辈几个耳光打得昏死过去，一天之后才醒过来。
幸好父亲醒了过来，才有了一个死剩种，也便有了以后的一家人，有了我。我比父亲的运气好多了，他年轻时想当兵，但因为爷爷的关系当不成。等我长大了，他一定要我参军，说老子不成，儿子可以。我到部队之后进了机关做新闻，颇受重视。回到地方之后进报社做记者，不到30岁就成了外交部主管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也就是实际上的主编。我去北京新闻出版局参加社长/总编岗位培训时，满眼都是老头老太太和中年人，唯我一个青春红颜，毛头小子。
这一切看不起不错，貌似有点前途。但50年之前的那场大饥荒又改变了我。2012年上半年，有个叫林治波的同志在微博上为毛正名，为大饥荒翻案，说什么“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林治波的言论勾起了我对家庭祖父辈的惨痛历史记忆，也引起了我对歪曲历史、美化罪人的无耻文人的强烈憎恶。这个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我的新闻界前辈，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文饰一桩惨绝人寰、史无前例的罪行。从大饥荒中活过来的人还没死绝呢，这个人就说成没有发生过！
我在前面所讲的故事，绝不是我一家的孤例。在我的家乡，每一个人都知道“58年”，每一个年老长辈的记忆里都刻下了“58年”的深深烙印。很多人家灭门绝户，路上随处可见饿殍。更多的是，家里有人饿死了，却偷偷地藏于床下，被老鼠吃掉眼耳口鼻，也不肯埋掉。因为在未被发现之前，每顿可以多领一勺面糊，甚至稀粥。
当时我即在微博上投入了这场论战。虽然后来林治波被迫删帖、道歉，但依然得意扬扬地做他的社长，最近还被擢升为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林治波绝对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大群，一大坨，他们有权有势，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争取更大利益，不惜抛弃良知常识，改写历史，迷惑世人。二是我的写作不能仅仅是为了五斗米，我必须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借科技之便，努力讲出历史真相，发出社会进步之音。“公知”这条不归路，我必须走到黑。
林治波之后有北原，人民日报之后还有新华社、社科院，他们不会停止歪曲历史美化罪恶，我们也不能放弃写出真相传播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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