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这篇文早在七月二日后便想写，但一直没有时间，后来主场结业，就更加冇心机写。趁这两天的激情，一口气写下来。)
有没有想过，警察是什么一种群体呢？
某术数描述过一种星，本身没有吉凶，是凶是吉，得看它与什么星共存。遇上吉星，这伙星便呈吉；遇上凶星，这伙星便呈凶。
警察，这是这伙星。
警队属于纪律部队。纪律部队强调的，自然是“纪律”，越有纪律的人，自由意志越弱(或越要放弃)。所以，艺术家大部分都欠纪律，因为创作需要最大的自由意志。纪律，最大原则就是服从，不问缘由，不问对错，最重要的，只有服从。即使你不认同从事纪律部队便要失去自由意志，但全世界的纪律部队，就是训练服从。
纪律部队当中，最难定吉凶的就是警队，因为警队负有最多“除暴安良”、“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而且，为了充分发挥他们这方面的职能，只有警队才配以重装武器，可以动用的武力最大。
但正因为警队可以使用高规格武力，所以最容易沦为当权者的政治利器。若当权者善，那么警队就偏向善，若不幸当权者坏，警队就会沦为凶星，变成打压市民的工具。因为警队，最重要是服从。
香港的警队，曾经是当权者的打压工具──贪污、收片、欺压市民、压榨贫民的血汗钱，因为当时的港英政府，其实也很坏，他们只想从香港得到利益，而不想把这个地方管好。直至六七暴动后，英国改变了施政方针，亦即进入麦理浩时代，大搞“香港节”，建立香港人自己的身份，并针对警队的贪腐，成立廉政公署。这时的港英政府，虽然还是集权，是殖民主，但相对而言仍是善的(你无法否认，这个时期的殖民主一定比今日的中共政权善)。当权者变善，警队就变善，八九十年代有很多视警察为社会英雄的电视和电影，就是最好的侧写。这个时代的警队，肯定是香港史上最好的。
回归后十多年，我仍然相信大部分情况下，警察尚是善的。但很明显，自从曾伟雄上台，警察的善光已慢慢暗淡，到梁振英上台的两年，受凶星影响，警队也慢慢转变为一伙凶星。
这就是警队的本质：服从，性质受当权者的善恶影响。因此，你希望说服警察站在示威者一方，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当权者既有心利用警队维稳，你觉得在训练时，当权者会不会加入洗脑课程？会不会有意无意将一切示威妖魔化？你认为凭什么可以说服警员站在示威者这一方？
我只陈述客观事实：你认为大部分普通警员，接受的教育有多高？或者更根本的问题：你认为他们是否有能力应付更高的教育？这并非要冒犯警察，我不认为读得书多代表什么，很多学历不高的人都创下了不起的成就，运动员是一个例子；同样很多学历高的人正不断做龌龊勾当，这些人在亲中团体多的是。我只想说明，你跟警队如何说民主、自由、制度暴力等，他们不明白，他们很可能就是害怕学术的一群，而且，他们可能在训练时被灌输过憎恨示威者的概念，以增加执行任务时的服从性。你说当中有没有例外？有，一定有，不少高级督察是大学毕业的(但如上所述，大学也会出败类)，但，即使有良心警察，为数又有多少呢？
警队崩坏，社会之祸
警察也是人，受过训练也好，在执行职务时，也有情绪，而又总有一些较低质素的警察，控制不了情绪，并因为武力在手，和痛恨示威者令他们加班，最终杀红了眼，是必然发生的事。当我想通警队的本质，理性点看，我并不苛责警队(我当然不认同他们做得对)，因为他们只是当权者的工具。一种工具，哪怕是一张折凳，可以坐，也可以用来袭击杀人。
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当警队被权力多番利用，久而久之，警队会崩坏，这就是社会最危险的讯号，也是政治很快烧到你身边的警号。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黄之锋只是犯了强行进入政府建筑物、在公众地方扰乱公共秩序以及非法集会三条如此轻的罪，却不准保释？不单不准保释，警方还得到搜查令，到他家大肆搜查？你以为这种事很正常，你以为你不喜欢学生“搞搞震”就可以认同这种做法？那么这种事情迟早会降临到你的圈子。
你以为我在恫吓你吗？你先要明白，权力越使用得多，便会令使用者越视为习惯，而无视使用该权力是否正当。再说得白一点，当权者需要借助警队作政治工具，扫平反对声音，换言之他必须将原来受约束的权力放宽，变相获得更大的权力，当这种更大的权力成为习惯，就是滥权的开始。例如，当市民没有使用过什么暴力，但为了清场“洗太平地”，动不动便可使用胡椒喷雾，动不动便可出动防暴警察，这种偶尔的权力放宽，一时三刻不会做成伤害，但当权者长久放纵，警察便会视提升武力为一种习惯，市民很容易遭受过度警力。由于权力必然使人腐化，警队崩坏最初还可能受高层约束，但权力制衡放宽，慢慢一定有些坏心警察私下肆意使用提升了的武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是实际利益，也可能简单到只是“想威”)，慢慢这会成为一种强酸，侵蚀整个社会。
当今天示威者面对警察的无理对待，而社会视而不见，这种恶果必然恶化。有一天，当权者可能因为收地、收铺、收楼或阻止雷曼受害人缠扰中共的银行，而借助警队，让他们滥用权力，受害的可能是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到时，警队会变回六七前那支人见人憎的队伍，又或变成更讨厌的大陆公安。
普选，就是要制衡这种权力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权力制衡的问题。社会需要警队维持治安，要达到效果，社会赋予他们使用武力的权力。在古时，这种权力毫无制衡，那些衙差，很多时成了朝庭鹰犬，助纣为虐，肆意欺压百姓。在民主社会，这种权力必然得到多方面制约──独立的监警机构，拥有新闻自由的传媒，以及最重要的，能动用他们的当权者，其权力也必须受到制衡，以免警队因为当权者的坏由罪恶克星变成市民凶星，而这种制衡，自然就是民主普选。
香港的警队，表面上有警监会和传媒监察，但显然发挥不了作用，因为最重要的是，能动用警队的当权者，权力制衡极弱，所以很易令警队崩坏，令社会承受恶果。
如果你细心阅读至此，我希望你会明白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在金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争取真正的普选。我真心希望你会思考，你会明白，我不期望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抗争，但至少，你开始理解一班不惜代价也要抗争的人，在争取什么，和所争取的为什么这样重要，继而不再肆意侮辱他们。
（原文载于作者网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