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就公开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他和当时的英国首相佘契尔夫人更曾身体力行，实施“小政府”、缩减政府的服务项目，以及公营事业民营化等。即便如此，政府的财政赤字还是不断膨胀，此由政府被称为“必要之恶”可以看出端倪，一来缩小政府并未能确切实现，二来缩小的项目并不足够或者支出庞大者还保留着，三来官僚的效率依然低落，四来人民对政府应扮演的角色缺乏认知。
“公共财”的迷思
不论是哪种因素，都让政府还是拥有庞大支出，因为人民虽然认为政府做的不好，甚至已产生不好的“恶”效果，还是迷信“非得政府来做不可”，以为找不到其他机构或个人来做，这也就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流行的“公共财”（public goods）理论，也是提供政府站上经济舞台当主角的“市场失灵”之最典型现象。不过，当前所被认知的“公共财”其实已经脱离其本质，考其原意乃具“共用和无法排他”两种特性的财货，或者是“无法收费”或“边际成本等于零”的财货，而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财货，有的只是“接近”而已，即便如国防和治安这两项，还是可以用“驱逐出境、赶出保护区”的方式来“排他”，所以只能说有“准”公共财罢了。
撇开这些争议不谈，就针对“公共财”这个词来说，顾名思义乃“大家共同拥有的”财货，也就是“公家的”，不是“私人的”，亦即“公共财”与“私有财”相对立，后者是私人拥有的财货，前者是公家的财货，而一般指的“公家”就是政府提供的，因为政府是由人民共同组成的。因此，非常明确的是，“公共财”并不是具有“共用和不可排他”性质的财货。所以，当今教科书中和大家琅琅上口的“公共财”实在是一个错误的名词，以“共用财”或“共用财”来表示还比较好，但还是无法呈现出“不可排他”这个特性。
就是因为错用这个“公共财”理论，当今各国政府才有包山包海的任务，不但铁公路、桥梁、机场等等“公共建设”，连公园、图书馆、体育馆、教育、保健，年金等社会福利也都是政府提供或从事的任务，而大家也已都习以为常。于是人民养成对政府“毫无底线的无度需求”，如今终于陷入“债务黑洞”的深渊，衍生出无穷的问题。
在欧洲以及北美等西方国家，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不少政府被迫回归到更为紧缩的公共政策之上，结果就是大幅裁减国家的警力，同时关闭不少政府无力支援的学校、图书馆以及医院。然而这些西方国家，所要面临的是每天约成长四十亿美元之多的债务，可想而见的今日这些西方政府，终将把财务支出视为当前最大的课题。
其实，就整个世界而言，无论是低端或高端的支出，各国政府都面临了同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必须积极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去取代过往长期以来由上而下的服务模式。在现实压迫下，“政府万能”被打成“政府失能”，政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制造出更多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乃成一大课题。
幸运的是，就在议题已扩张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层面时，政府已不再成为单一负责的参与者。社会大众已经有所改变，知道自己对这些问题也有责任。因此，政府也由过去的主导角色，转变成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在过去十年以来，不少参与者纷纷投身于解决社会问题之中。不久前出版的《政府失能下的新经济革命》这本翻译书为我们作了精彩的描述。
如书中所言，这些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员所运作的模式，都建构于“解决方案的经济体系”（Solution Economy，简称解方经济）”之上。而其中不乏创新者所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足以缩短政府所能提供，以及人民需求之间的鸿沟。而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提供更好的结果、更低的成本，更可以在政府预算捉襟见肘下，达到公共政策创新的愿望。
时值今日，情势已经出现剧烈性的变化。每一位公民、企业家、企业，乃至于基金会，他们不再一味地仰赖公共部门的协助，反而会互助合作，为的就是要解决每一个面临的问题。而这样的演变，让以往有着明显区别的公共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之间各自兼负的责任，变得更为浑沌不明。
解方经济V.S社会企业
一种新型态的经济，俨然已在传统上公私部门两者交会之处崛起。此种经济模式以经营“社会成果”（social outcomes）有关的生意，其中用来交易的“货币”包括公开的数据资料、声誉及社会影响力。过去未开发的市场得到发展并且获利，这种商业模式并不寻常，其成形的动机包括新公共责任意识的抬头到道德的义务，甚至包括了股东价值。正如书中所言，新的解决方案的创新者和投资者，带动了“解方经济”。
“解方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经济的机会而已，它是一个全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这套解决模式具备基本的科技知识以及全新的商业模式，且适合运用于各种产业。不论问题的核心是公众的或私人的、社会的或商业性的、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这些都不足以影响整个模式的设计。更进一步的，这些造势者更具备了能力以及精力，更愿意去接触以往所没有人愿意接触的部分，他们可以从以往从未开发过的管道募得资金，同时平衡运用社会网路以刺激新兴市场，来解决根深柢固的社会问题。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了十分重要的改变。有时政府扮演出资者的角色；有时又不全是出资者的角色；有时政府负责整合所有的参与者；有时政府是创造市场的人；有时政府成了贡献解决方案的人；更有些时候，政府要退出整个游戏之外，让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参与者进场解决问题。
这种趋势正往另一种全球化迈进，能因势利导顺应此种趋势的国家，其社会问题会得到平和解决，问题也会减少，逆此趋势的国家，将会在一段动乱、抗议和社会运动过程中，付出所谓“社会成本”之后加入行列。当前的台湾属于后者，318太阳花学运扮演逼迫政府改变角色的动力，而学运本身作了很好的示范，不只学生们分工合作各自从事拿手的工作，有的扮演造势者，有的扮演资讯传递者，有的扮演物流管理者，有的扮演维持秩序者，于是在有序分工、各自努力，相互和谐沟通下，平顺地解决各种问题，而各个公民团体也都主动从事自己拿手的工作，没能亲身参与运动者，则透过管道出钱、出力提供物资，我们更见识到年轻人妥善运用电脑科技的功力和效果。这个运动并非要推翻政府，也不是要消灭政府，而是要政府在适当的“体制”下扮演合宜的角色，做“对的事”，且把“对的事做好”。不过，当今政府领导者及部分台湾人似乎并未从该运动中得到启示。
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和谐分工
值得强调的是，该书所描述的社会可说回到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世界，两百多年前（1776年）史密斯就在《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经典里标榜“分工”的重要，而分工之后则需“合作”。要分工的效果好必需各个参与者从事符合自己“比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职务，亦即施展“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最佳用途，而要分工合作达极致，要以最佳“道德情操”为之，“诚信”、“信任”、“互信”则是最根本的，人际间和谐、善意沟通、不欺骗、不尔虞我诈，每个人“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这也就是“自助、互助、天助”的社会。
对照当前的人间，还是差很远。不过，经由本书，我们不只看到希望，也见识到不少人已自动自发起而行，这真是“返本归真”的写照。也让我们对将扫除、洗涤人间的污垢，进而“净化人心”有了信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