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爱玲的作品，自从文革后被解禁，就一直受到大陆读者的喜爱。但是她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却是始终被封杀的，理由是内容反共。《赤地之恋》的时代背景是土改、三反运动和韩战，小说真实描写了党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在控制整个社会的党面前，个人没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则表现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残酷，以及农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后沦为政权的奴隶。“秧歌”这一意像是暗喻人民被迫出来的笑脸和假装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压下农民的灵魂扭曲。胡适非常欣赏这两部小说，反共，不如说是反迫害，反对任何一种制度的迫害。
张爱玲在1949年之前，由于道听途说而对中共解放区产生某些幻想，为此写过《十八春》和《小艾》两篇小说，对解放区有正面评价。中共建政后，张爱玲还出席了1950年的上海文代会。之后，她到苏北参加了几个月的土改。这和林昭的经历有点相似，不同的只是热血青年林昭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她与中共的彻底决裂是在1957年反右期间。而始终是革命旁观者的张爱玲，在短暂土改期间，就对中共感到了幻灭。
1952年她离开大陆前往香港，《赤地之恋》和《秧歌》就是在香港写的。在小说中，张爱玲作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她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毛泽东时代已经印证出张爱玲所言“更大的破坏”是什么，不幸的是，这种破坏并没有中止，而向着纵深推进。到了今日，中国已不单是“赤地”，而是一片焦土。
如果说毒奶风暴和汶川地震时民众伸张公义遭到严厉打压，还算是涉及到政府的法统、权威、颜面，那么，最近当局对马航罹难者家属的毫无人性的箝制，就是焦土化的延续。失联马航客机的乘客大多数是中国人，死难者家属的互相联络、见面和聚会，都遭到无情的打压，显示出当局决不容许民间力量任何形式的破土萌芽、不容许他们介入任何公共事务。这和“七不准”中央文件里的“不许谈公民社会”的思维定式如出一辙。
庞大的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教育、没有公民空间，只有全能政府统管一切的垂直领导，不但向自己官家讨还公道是触犯权力的逆鳞，就算是向别国的航空公司追讨赔偿都属犯忌。然而，当任何事情都要交由政府去做，只习惯被“组织”被“领导”的人民，就丧失了自治能力。中共不但自己占尽资源，消灭一切异己社会力量，哪怕不是反对它的力量，不灭掉也要最大限度地弱化，直至扼杀。
八九民运时，中国虽无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但人民至少有道德感、正义感之精神力量，否则怎能以血肉长城抵御数十万围城部队? 如今，无所不在的党宁可让人民从精神道德上溃烂，什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那又如何?毒奶甚至已经彻底毁掉一个民族产业，那也不及永保“基本制度”千秋万代的延续那么重要。有如此这般的政权，光怪陆离的世相就层出不穷，日日翻新，人际之间已远不止麻木不仁，而是互相欺骗互相坑害。注水肉、瘦肉精、膨胀西瓜、染色馒头、有毒疫苗、假农药、地沟油……一环扣一环交叉坑害的链。佛山小悦悦一案就已昭示，人心的集体溃烂正是最可怕的赤地和焦土。将这视为教育失败和公德沉沦，实在太浅层了。最深症结在于整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才是万恶之源。鲁迅早就道出: 专制使人冷漠、麻木、怯懦、愚妄。政府本身就是一面示范的镜子，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何来公德?百姓都是臣民，没有公民的国家，就不会有公德。
张爱玲所写的“更大的破坏”是不是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不敢断言。但是没有未来的公民，就没有中国的未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