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后一个多月，1989年7月28日，中共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共以下7条：
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
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
4、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
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
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
7、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事后看来，中共这份决定简直是个大笑话。自“决定”发布以来，20多年过去了，官场的腐败非但没有任何收敛与遏制，反倒变本加厉，以千百倍的速度疯狂增长，达到了先前不敢想像的地步。不过，要说当初中共发布这项“决定”只是官样文章和蓄意欺骗，那恐怕也未必。例如“决定”的第1条“清理整顿公司”，其中明确宣布撤销康华公司。众所周知，康华的董事长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八九民运期间就被民众视为最大官倒而饱受抨击，现在中央明令撤销，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认可了民众的抨击，这对邓小平总是一件扫面子的事情。可见，在这项决定颁布之初，当局还是有几分当真的。可是接下来，这项决定就没有再继续推行了。那当然不是因为“政令不出中南海”，因为这项决定本来就说的是中央带头，从中南海开始实行。问题是中央自己不想实行了，于是这项决定就被束之高阁，置之脑后，再接下来，更是被踩在脚下，以至于高层竟达成不成文的协议：元老之家，一个子女从政，一个子女经商——这就叫“一家两制”。上行下效，官场腐败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此可见，从六四之后到“九二”之前，当局对腐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还想有所约束，随后便发现大可不必，到后来干脆大开绿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他们总是把维护他们的专制权力置于首位。
就在上面那份决定通过后不久，198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廉政建设的新起点”，阐述这项反腐败“决定”的重大意义。其中讲到：“腐败之风也给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可乘之机。在前一段的动乱和暴乱中，他们不就是以反腐败的口号作为陪衬来激动人心吗？本来，为政清廉，反对腐败，是我们党和政府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实际执行得不坚决不得力，被他们钻了空子，把这个口号接过去喊得震天响，似乎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反腐败的，迷惑了不少群众。这个严重的教训，值得牢牢记取。”
这段话告诉我们，六四后，当局之所以决定反腐败，是因为他们看到，正是先前的腐败激起了广泛的民愤，并由此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差一点就颠覆了共产党的政权。那么，为了防止在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就必须降低和化解部分民愤，因此就必须适当地约束腐败。固然，对于前阶段尝到腐败甜头的中共官员来说，通过上述“决定”等于自断财路，他们当然很不情愿，但是他们深知，千重要万重要，保住权力最重要。为了保住权力，他们不得不同意对腐败略加约束。
不过，当局很快就从八九民运造成的巨大冲击与惊恐中回过神来了。他们意识到，干嘛要怕老百姓，怕民愤怕民意呢？八九民运的声势这么大，不是已经给六四镇压下去了吗？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起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民间反抗运动，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约束腐败，自己断自己的财路呢？于是，刚刚通过的那项决定就束之高阁了，那些答应好要做的7件事也都用不着再去做了。
再接下来，当局进一步意识到，要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关键是共产党自身－－尤其是最上层－－要强硬，不能出戈尔巴乔夫、赵紫阳一类人物；要统一，不能再出现八九期间的分裂。于是就有了安排太子党接班，给官员进一步打开腐败大门等举措。当初那项反腐败的决定不但被置之脑后，而且被踩在脚下。中共官场的腐败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收缩徘徊之后再度卷土重来，并且比先前还更加肆无忌惮。
现在很多人都说，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拨正了改革的航向。照他们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九二南巡”，只怕中国的经济就会倒退到极左路线，倒退到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可是，我要提醒读者的是，在1992年1月18日这一天，也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陈奎德博士就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断言中国将在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进一步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很多人会感到诧异，陈奎德博士何以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就断言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如果陈奎德的断言是有根据的，那就说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并不是向左，向毛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向右，向资本主义。邓小平南巡讲话无非是把这个本来就存在的趋势大大地推了一把，使之更明朗更加速而已。这个作用当然也很大，但是要说它拨正航向就言过其实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陈奎德当年作出如此断言，到底是根据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