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增长点而发愁之时，中国已拓展出一个领先世界的舆情监控产业。据一些分析人士预测，该产业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就业机会很多，再考虑到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成员国的独裁政府均有此需要，中国这一产业很有希望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假以时日，可以取代房地产成为新龙头产业。
我在网上搜索了相关资料，基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网路监控已成规模化新兴产业*
中国的舆情监控已经成为一项有核心产业及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新兴产业。据《舆情监测 应对网际网路新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介绍，“网路舆情服务是一项跨学科、复合型产业，产品及服务涵盖了包括技术支援、口碑（声誉）修复、风险管理、危机应对等在内诸多内容”，产值规模估算为“舆情资讯服务业100亿元”，其余只列有“舆情软体市场10亿元”，有关职业培训、硬体需求等数据不详。必须指出，这一估算与新华网2013年10月3日那篇《网路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严重不符。该文估算，这个拥有200万从业者、专为政府提供监控服务的行业，仅工薪就需2400亿元。这100亿的产值规模的统计口径是什么，让人困惑。
来自于政府的监控需求不断增加，因而产业前景无限广阔。百度相关辞条解释：“网路监控是非常规的暴力手段，要求监控舆情的来源网站及发布者的一举一动，进行行为与内容的审计甄别，一旦发生危害社会的情况立即报警，快速取证，封锁机器，恢复数据和攻击痕迹，进行删帖，然后跟踪肇事者以及事态发展的来龙去脉，控制舆情走向，随时可以布控抓人”。监控舆情如此重要，因此该“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媒体、教育科研、软体和商业公关等五大背景的行业格局”，也就是说，党政事业机构是舆情监控行业的主要客户。目前，来自政府的需求正在强劲增长，习总8月份提出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广电总局约谈网际网路七大牌照商，表达“广电必然掌控新兴媒体”的决心；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校党委在《求是》杂志上率先表态，誓言收紧对师生意识形态控制。
*网路监控业将提供庞大的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无就业增长”状态，舆情监控产业的出现，给中国就业市场带来了曙光。2013年10月新华网那篇称网路舆情分析师从业者达200万的数据发表之后，我在《网路舆情分析：用税收残害纳税人的新产业》（VOA，2013年10月）一文中，对这个产业的成长速度、工资已有详细分析，指出其就业规模与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皮具业、电子商务行业相当，均是200万人。但从就业机会增长速度而言，这三大行业就逊色得多，《略论我国网路舆情监测产业的现状与发展路径》（《人民论坛 》2013年第26期）的预测让失业者感到兴奋，“据相关机构调查，中国专业舆情人才缺口现已超过120万”。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行业，能够新增120万个就业岗位？难怪全世界都在赞美中国经济奇迹，期望中国充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这120万人才的培训费用也非常可观。按照政府的要求，“一名合格的网路舆情分析师，除了要有舆论学、传播学、统计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很强的新闻敏感性、舆情分析研判和危机管理能力，熟悉网路舆情抽样、统计、分析工具和模型，对社会心理与网路语言文化有长期观察研究。”这种人才可不是找个落魄的码字分子就可以承担的，要经过专业培训，于是北京大学、人民日报还有各级党委宣传机构都开展了培训业务，收费6000至1万元不等，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大学与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的兼职收入，提高了他们的家庭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增长，如高级时装业、皮包业、珠宝业等均可实现销售增长——这比“一个鸡蛋的家当”里那种鸡蛋孵出小鸡，鸡再生蛋，蛋再生鸡那种需要生物周期的缓慢增长快得多，指日可待。
*舆情监控行业正在重构中国社会结构*
中国现在处于各种矛盾高发期，有层出不穷的官民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防止颜色革命而产生的与海外反华势力的矛盾，还有香港要求真普选与北京御赐普选的矛盾、新疆与西藏的民族矛盾，……为了将一切反对活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舆情监控行业成为政府维稳产业的关键一环，需求快速增长。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兴产业的出现，正在重构中国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剥夺剥夺者”，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天下穷人是一家，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为推翻压迫者翻身求解放，无产者与穷人会共同努力。但五毛作为社会底层成员，每天却因为微薄的收入而发表各种出卖灵魂的言论，维护压迫者的利益，彻底颠覆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如今，中国舆情监控产业正在重构中国社会结构，这一事实不仅将进一步颠覆马克思与毛泽东的阶级理论，还将对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构成严重挑战。
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是指社会成员将按照经济收入、职业的社会声望、政治地位构成不同的阶层，集体行动理论的要旨是，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往往是根据其所处阶层的地位与集体诉求而形成。但舆情监控行业使得社会成员的分类不再按照传统标准，而是按照政府维稳的需要分成两大类，即监控者与被监控者。
官民矛盾中，是民需要被监控；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当中，是双方都会被对方监控；中国政府与西方反华势力的矛盾，是一切与西方社会有政治文化往来的人需要被监控；与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矛盾，则是这三地的居民有不少将成为被监控对象。因此，被监控对象当中，包括官员、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及各种社会名流与普通社会成员。
监控者当中，也包含上述各种阶层。据《略论我国网路舆情监测产业的现状与发展路径》一文介绍，舆情监测行业的四大支柱依次为：由软体公司和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联合成立的舆情监测软体企业，以方正电子、拓尔思、军犬为代表；依托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建立的舆情监测平台，即舆情监测行业的媒体派，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线上”；由高校或学术机构创办的舆情研究所。如中国传媒大学网路舆情（口碑）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由舆情监测软体机构和高校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合作成立的舆情实验室，如南京大学—谷尼网路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清华—优讯舆情实验室。除了这些精英之外，当然还有五毛这类草根附于这个产业的骥尾。
如果再加上各地政府雇佣的线人、国保临时工，以及军队、武警、警察等从业人员，中国今后只存在两大类人，一类是政府供养的监控维稳人员，另一类则是被监控对象。
这种网路时代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其荒诞已远远超过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景象。可以想像，当中共政权寿终正寝之后，如何重建深陷于精神污染与生态污染的中国，是炎黄子孙五千年以来从未面临的严重难题。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